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好。因为求新之作大多数并不好，正如袭旧之作大多数也是糟粕。但这样一个观点不容易被当代的人们所接受。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大多习惯于一种对“新”的崇拜：从世纪初的“新”文艺、“新”生活、“新”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感觉、“新”写实、“新”体验，这些文学口号及其文学活动总是以“新”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来确认自己进步和开放的文明姿态。在很多时候，新不新，已经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种表述。很多作家一直在呕心沥血地跟踪或创造最“新”的文字。于是一位中国批评家黄子平曾经说过：创新这条狗，追赶得作家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总是被确定为“现代”的对立之物，是必须蔑视和摒弃的。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因涉及传统便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是寻封建主义的文化，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区别只在于：一个以策划社会主义的延安为“新”世界，而另一个以资本主义的纽约或巴黎为更“新”的世界。
事实上，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曾披戴“现代”的光环，“新”的光环，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动不已。
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对这些批评基本上一言不发不作回应。因为我对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热爱，如果历史真是在作直线进步的话，如果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必须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否定就否定吧，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守灵人一样为古人而活着。问题在于，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与所谓传统一刀两断，中国文学新潮十多年来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在一种“后现代主义就是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解释之下，最终实现了与金钱的拥抱。无论前卫还是保守，似乎一夜之间都商业化了。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等都作为“新”事物广泛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里，进而成为很多文学家的兴奋点。有一位知名“后现代主义”作家，竟用半本诗集来描述和回味他在深圳和广州享受色情服务的感觉。这当然只能使人困惑：难道金钱有什么“新”意可言？难道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等不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东西？文化激进主义的叛逆者们，什么时候悄悄完成了他们从生活方式到道德观念最为迅速和不折不扣的复“旧”？
在这里，我对这种命名为“进步”的复旧不作评价，即使做出价值评价也不会视“旧”为恶名。我只是想指出：完全脱离传统的宣言，常常不过是有些人扯着自己的头发要脱离地球的姿态。事情只能是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传统”与“现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的关系。正如阅世已深的成年人才能欣赏儿童的天真，任何一次对“传统”的回望，都恰恰证明人们有了某种“现代”的立场和视角，都离不开现代的解释、现代的选择、现代的重构、现代的需要。因此任何历史都是现在时的，任何“传统”事实上都不可能恢复而只能再生。一位生物技术专家告诉我，为了寻找和利用最优的植物基因，他们常常需要寻找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的“原生种”，必须排除那些在当今农业生产环境中已经种性退化了的常用劣种。显然，这种似乎“厚古薄今”的工作，这种寻找和利用“原生种”的工作，不是一种古代而是一种现代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现代生物技术，我们连“原生种”这个概念也断不会有。
正是基于与此类似的逻辑，如果我们不是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复杂现实，如果我们不是受到各种现代文学和文化新思潮的激发，“传统”这个话题也断不会有。一个中国评论家单正平曾在文章中用了一个词：“创旧”。这个词在中国语法规则之下是有语病的，读者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创（造）”从来只可能与“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词汇中从来只有“守旧”、“复旧”、“怀旧”等等而没有“创旧”一说。但我需要感谢这位评论家，因为他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观念来了一次深刻的怀疑，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语言上来了一次颠覆和瓦解。“新”出于创造，“旧”也只能出于创造，因为所有的“旧”都是今天人们理解中的“旧”，“创旧”的过程就是“旧获新解”、“旧为新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