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评论家在使用“创旧”这个词时，是面对中国当今的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相对于都市里的“新”生活，这些作品更多关注乡村里的“旧”生活，比如张炜、李锐、莫言等作家的小说；相对于五四以来纯文学的各种“新”文体，它们更像是中国古代杂文学的“旧”文体，包括体现着一种文、史、哲重新融为一体的趋向，比如汪曾祺、史铁生、张承志等作家的写作。当然，更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旧”还在于人文价值方面的薪火承传。中国正在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正在经历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这双重的挤压，正在承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各方面的变化和震荡。每个人在这个大旋涡里寻求精的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是必然的，而这种进入如果是一种创造性的吸收而不是机械性的搬用，那么各种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被重新激活并且被纳入作家们的视野也就是必然的。正像张炜先生指出过的：儒家在五四运动以后曾遭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全面的批判，但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重义轻利”的人生观，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商业流行文化的全境压进之下，正在成为一些中国人重建生活诗学的“新”支点。我相信，皈依伊斯兰教的张承志，信奉佛教的何士光，投身基督教的北村，这些作家也是在各种“旧”的思想文化遗存中，寻找他们对现代生活“新”的精回应。
正像我不会把“新”当作某种文学价值的标准，我当然也不会把“旧”当作这样的标准。特别是在文学正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商业化的当前，怀旧、复旧、守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最“新”的文化工业，产生太多华丽而空洞的泡沫和垃圾。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崇拜——包括“新”的崇拜和“旧”的崇拜都很有些可疑，都可能成为文学创造的陷阱。在另一方面，我更不愿意把文化的“旧”“新”两分，等同于“中”“西”两分，而很多中外学者常常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些人眼里，中国文化的时间问题也就是空间问题，“传统”就是“中国”，而“现代”就是“西方”。但上述中国作家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并非原产于中国，同样也并非原产于“西方”一词所指的欧美。我们该把印度和中东往哪里放呢？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新”还是“旧”呢？这只是随手举出的一个小例子，不能不让我们的西方崇拜论者或中国崇拜论者谨慎行事。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文化的生命取决于创造，而不取决于守成，而任何创造都是“新”“旧”相因，“新”“旧”相成的，都是一次次传统的现代再生。因此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广泛的文化汲取中传统绝灭，正像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传统”继承中搭不上“现代”的高速列车。作家们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成果都视为自己可资利用的资源，完全可以不关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年龄”或文化“肤色”问题，只应关心自己能否把下一部作品写得更好。在此我郑重建议：作家们今后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再讨论这个“传统”或者“现代”的话题——这一点，请关心这个话题的各位同行给予原谅。
2000年2月
*最初以法文和英文发表，后收入随笔集《文学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