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感觉走”是八十年代的流行语之一。当时计划集权体制以及各种假大空的伪学受到广泛怀疑,个人感觉在中国蓝蚂蚁般的人海里纷纷苏醒,继而使文学写作突然左右逢源天高地广。传统理论已经不大灵了。“理性”一类累人的词黯然失色,甚至成了“守旧”或“愚笨”的别号,不读书和低学历倒常常成为才子特征——至少在文学圈里是如此。感觉暴动分子们轻装上阵,任性而为,恣睢无忌,天马行空,不仅有效恢复了瞬间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在文学中应有的活力,而且使主流意识形态大统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文学起义。
“跟着感觉走”,意味着认识的旅途编队终于解散,每个人都可以向感觉的无边荒原任意抛射探险足迹。每个人也都以准上帝的身份获得文字创世权,各自编绘自己的世界图景。
但这次感觉解放运动的副产品之一,是“感觉”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隐形元叙述在知识活动中悄然定型,带来了一种以反理性为特征的感觉崇拜。很多独行者在这一点上倒是特别愿意相信公共规则。
一般而言,文学确属感觉主导下的一种符号编织,那么感觉崇拜有什么不好吗?跟着感觉走,如果能够持续收获感觉的活跃、丰富、机敏、特异、天然以及原创,那么我们就这样一路幸福地跟下去和走下去吧。问题在于,才走了十几年,感觉的潮向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一位青年投稿者来到我所在的编辑部,凭“感觉”就断言美国人一定都喜欢现代派,断言法国女人绝不会性保守,甚至断言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没被八国联军一路殖民下来……这种“感觉”的过于自信不能不让我怪。在这样的感觉生物面前,当你指出西方文明的殖民扩张曾使非洲人口锐减三亿,曾使印第安人丧命五千万,比历史上众多专制帝王更为血债累累,这些毫不冷僻和隐秘的史实,都会一一遇到他的拒绝,嗅一下就嗤之以鼻:骗什么人呢?他即算勉强接受事实,但用不了多久也会情不自禁地将其一笔勾销——他的“感觉”已决定他接受什么事实,同时不接受什么事实。这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就算拿到西方的编辑部大概也只能让人深感迷惑吧?
这一类感觉分子现在不愿行万里路(搓麻与调情已经够忙的了),更不想读万卷书(能翻翻报纸就算不错),但他们超经验和超理性的双超运动之后,感觉并没有更宽广,倒像是更狭窄;不是更敏锐,倒像是更迟钝。一些低级的常识错误最容易弹出他们的口舌。
眼下关于文学的消息和讨论,越来越多于文学本身。一些人在不断宣布文学的死亡,好像文学死过多少次以后还需要再死。一些人则忙着折腾着红利预分方案,比如计较着省与省之间、或代与代之间的团体赛得分,或者一哄而上争当“经典”和“大师”,开始探讨瑞典文学院那里的申报程序和策略。与此同时,冠以“文学”名义的各种研讨会上恰恰很少有人来思考文学,尤其没人愿意对我们的感觉偶尔恢复一下理性反省的态度——谁还会做这种中学生才会做的傻事?
其实,九十年代很难说是一片感觉高产的沃土,如果我们稍稍放开一下眼界,倒会发现我们的一些重要感觉正悄悄消失。俄国人对草原与河流的感觉,印度人对幽林与飞鸟的感觉,日本人对冰雪和草叶的感觉,还有中国古人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的感觉,在很多作家那里早已被星级宾馆所置换,被写字楼和夜总会所取代。如果说“自然”还在,那也只能到闹哄哄的旅游地去寻找,只能在透着香水味的太太散文里保存。即便一些乡土题材作品,也使读者多见怨恨和焦灼,多见焦灼者对都市的心理远眺,多见文化土产收购者们对土地的冷漠。感觉器官对大自然的信息大举,使人几乎成了都市生物,似乎有了标准化塑料人的意味,不再以阳光、空气以及水作为生存条件,也不再辐射特定生态与生活所产生的特定思想情感。
在很多作品里,对弱者的感觉似乎也越来越少。“成功者”的话从小报上开始蔓延,席卷传记写作领域,最终进入电视剧与小说——包括各种有偿的捉刀。在电视台“老百姓的故事”等节目面前,文学不知何时开始比新闻还要势利,于是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精英和美女的幸福。成功者如果不是满身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那种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入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美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出文学,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寻访最底层的人性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时代的堂皇全景。他们连好莱坞那种矫情平民主义也不擅摆设。他们不知道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人类多数,而不是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下,垄断文学对生命和情感的解释。
最后,关于个性的感觉也开始在好些作品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在八十年代曾是勇敢的个性,那么在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蔚为时尚,就像摇滚、麻将、时装、美容、电子宠物等等,一转眼成为追随潮流而不是坚守个性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下海成了新一轮知青下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体制确实提供了个性竞出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又截堵了个性生成的很多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了个性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运动的文化扫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有隐形特点和“自由”的合法性。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坚守个性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获得感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昆德拉曾宣称,性爱是最能展现个性的禁域。但恰恰是性爱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粗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套话以表心曲——这就是有些人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最近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人化写作”口号下的作品,不仅文风、情节、人物上彼此相似,连开头和结尾都惊人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人化还是更公共化?
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眼泪,可以闹点文字癫痫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感觉歉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业务还算人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是人性多变的真实底线。但文学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弱者、个性的感觉,就不能不失重和失血,连颓废也会多几分夸饰叫卖的心机,成为一些寄生者扎钱的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