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高墙和大厦，而“自然”不过是一种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吸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感觉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感觉的义务。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现代思潮的强词之下，我们“感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是新人类的标准形象。人类中心的世界观，正鼓励人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把自然当作一种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人生观，正鼓励人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把弱者当作一种教训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强制人们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膜拜，把“时尚”与“个性”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潮流的裹挟之下，在程程追赶“进步”和“更进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感觉走，感觉却没有信马由缰畅行天下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流淌。大而言之，它被一种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体制与集权型官僚体制的协同推动下，进入一种我们颇感陌生的感觉新区。
这里当然还会有感觉，还会有感觉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只是似乎很难再有感动。
当红顶儒商一批批从心狠手辣的“剥削者”形象转换为救世济民的“投资家”形象，当近代民族战争一次次从“爱国主义”的英雄故事转换为“抵抗文明”的愚顽笑料，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老变更轨迹已不难指认，而作者们的感觉已很难说纯洁无瑕。意识形态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学并没有洁癖，各种偏见从来不妨碍历史上众多作家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也不妨碍作家们今后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只是偏见一旦成为模式和霸权，意识形态才会成为一种强制和压迫，现实才会受到习惯性曲解，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深度受害才会危及艺术与人。在这里，以为感觉永远是“个人化”的从而永远安全可靠的说法，至少是对这种残害不加设防的轻浮自夸。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属天然的感觉。幼儿与成人的感觉不可能是一回事，原始人与现代人的感觉也不可能是一回事。石匠对布料没有感觉而水手对草原没有感觉。把感觉当作与生俱来的个人天赋或者丹田之气，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者话。更重要的是，回归个人感觉之道也各各相异。当年庄子是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法来求得“涤除玄览”之功，禅宗是用“六根清静”、“无念无为”之法来通达“直契妙悟”之境。与此相反，很多自比庄禅的现代非理性分子，却把感觉仅仅当作身体欲望到场的产物，通常是兴高采烈地奔赴声色犬马万丈红尘，用决不亏待自己的享乐主义，来寻求超越理性的通灵法眼——这一种多放任而少节制、多执迷而少超脱、多私欲而少公欲的社会实践，当然也会留下感觉，只是这些花花感觉可能会多一些市井味和妈咪味，与众多文化石匠和文化水手的感觉相去甚远。那么，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感觉崇拜者的无意疏忽，还是消费主义体制设局诱导的大获成功？
凭借科学技术，很多文化商家甚至在预告感觉工业化时代正在到来，似乎有了电子网络、人工智能、克隆技术一类以后，人们的任何感觉都可以在工作室里自由地虚拟、复制、传输以及启动运作，每一个人只要怀揣某种消费卡，都可以成为无所不能的感觉富翁。我并不怀疑技术力，正像我相信石器、铜器、印刷、舟船、飞机、电视等等已大大改变我们的感觉机能，已经有效介入人性的演进。然而技术都是人的技术，虚拟感觉仍然源于制作者的感觉经验，因此只能是一种第二级替代品；特别是这种替代品供给被市场与利润主导的时候，它势必逢迎主要购买力，大概很难对所有的心灵公平服务。至少到目前为止，“虚拟技术已经在飞机驾驶训练、商店购物乃至个人性爱情境方面得到了运用，但设计专家们并没有考虑设计软件模拟老鼠打洞的声音，再现麻雀飞过稻田的景象，或者让人们体验握住一把沙子的感觉”（引自南帆《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文，一九九八年）。即便有那么一天，现代科技可以虚拟死囚家属向警察缴子弹费的感觉，可以虚拟穷孩子抱着一块砖头当洋娃娃的感觉，可以虚拟抗恶者被受益民众出卖的感觉，可以虚拟脑子里一片荒原以及故乡在血管里流动的感觉……问题是：那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些感觉？
如果人们不再愿意接入这些感觉，是因为这些事件已不再存在于现实，还是人们的感官已被文化工业改造得冷血，已经对这些活的现实冷冷绝缘？
感觉是一种可以熄灭的东西，可以封存和沉睡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感觉与理智时时刻刻相互缠绕，将其机械两分只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语言的粗糙。正因为如此，当感觉与理性的简单对立被虚构，当感觉崇拜成为一种潮流并且开始鼓励思想懒惰，感觉的蜕变就可能开始了。一个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过程，即思想僵化被感觉残疾取代的过程，感觉与特定意识形态恶性互动的过程，就可能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如果还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的话，面对这种恶性互动的危机，它是否需要再一次踏上起义之途？
1999年5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韩文和意大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