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撩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身边实行自己主张的人——曾爸爸。）
曾爸爸还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了可能拉了肚子，于是曾爸爸气坏了，就把曾妈妈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作，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譬如说曾爸爸坚信儒家教义“父母在，不远游”，就真的到老呆在家里不出去做官——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这是先秦之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
后来朝代的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却连自己都不信，只是为了胡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为什么大家这样互相撒谎呢，这是皇权专制导致的人性的必然变态。在皇权专制下，人们是没法保证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人格完整的。而在先秦时代的分封制体系下，王权君权不强，独裁专制不严重，士人们也才有条件afford一个不自欺、有原则的人格，从而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和产生那么多至今震动和感动人的故事。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应该到先秦时代去寻，不要到皇权专制下去需，那里都是垃圾和变态。
说这么多就走题了，不管怎么样，曾爸爸是个有个性、有原则的人（忘了说了，这位曾爸爸就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孔子的大高徒弟）。
如今曾申长大了，受爸爸影响，也是非常教条，驴脾气，跟自己的学生吴起针尖对麦芒，合不来。吴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儒学，突然听说老妈在老家死了。一有人死，儒家的人就立刻兴奋了，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要求丧主的儿子：守丧三年，三年不改父志，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野外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自己搞死，至少搞到又贫又瘠，浑身瘦成一把清骨头才好。于是曾申老师非要吴起回去守丧三年。
吴起因为当初跟妈妈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卫国。吴起也是个说话要算话的人，不光对小孩子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对妈妈也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啊！而且回去三年，也太浪费时间了。
于是吴起不听老师的话，不回家。曾申大怒，从此对吴起待搭不理。
老师不喜欢他了，说是循环不清场，现在也要清场了。于是，很有志气的吴起不跟你学儒了，开始自己钻研兵法。
不久，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国内一闹意见，有矛盾，就出去打鲁国，给自己捞资本，扬威，就像夫妻俩吵架，拿打孩子出气）。
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抗齐。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了。但是鲁国的大贤，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新娶的第二个老婆，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帮着齐国，对鲁国有二心，必坏鲁国大事。（唉，儒教门下，败类也如此之多啊。）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志向，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鲁穆公看见吴起已经跟齐国人划清界限了，马上拜吴起为将军，率兵迎击齐国。
公元前410年的月光，被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谥。不过，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除了为个人的前途计虑，吴起也担负着整个家族的期望，父亲经商积累，就为了下一代更上一个台阶。在当时，个人行为常常是受家族意志和利益规范的。也许在吴起看来，娘子的死，是对家族发展的一种献身，是对摆脱“布衣”这烂帽子的有力推动，这就像乐羊吃掉自己儿子的肉，是为了家族能谋得封邑荣于后世的一样，这都是一种个人命运对家族意志的贡献和服从。当然，也有可能吴起这么做，不是主要为了家族利益，而纯是追求个人成就。不过呢，这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是儒家学者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的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者的恶名。这些说法都不知是真是假。（其实吴起休掉妻子就可，不必杀掉。此事必多不可信。）
吴起掌了大印以后，先派一个孬种去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摆出怯战的样子，与此同时，抓紧部署兵力。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乘齐军未摸清情况、松懈不备之时，突然从两翼发起猛攻。齐军始料不及，仓促应战，前部兵力强，后部兵力弱。吴起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鲁国的大贤人们开始对吴起同志刮目相看，同时又一致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老家，他杀过三十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克强，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势必觉得我们对周边国家有威胁，所以一定要联手来侵伐我们的，到时候灭国都不止了。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本来品质就不端。”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有端的草，也不要品质不端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是儒教大行其道的地方，强调以道德标准论人，以思想品德挂帅，这一直是儒教下的干部选拔标准。才干被视为小人鄙事，能力和本事都是末节，道德礼仪则是首要的。而所谓道德礼仪，又不过就是作揖打拱尸位素餐罢了。鲁国靠着这些品质极“端正”（实际从言行上看一也不“端正”）的大贤人保着，一定是可以发达的！在鲁国当官，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我们奇怪，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对外毫无生气和力量的国家，它所孕育出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在西汉，特别是经过汉董仲舒、宋儒、明儒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结果是越发腐朽和反动（不是全部的反动，是局部的反动）。儒教被皇权专制社会所选择和需要，乃至成为专制者的御用思想意识形态，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因为儒教里刚好有适应专制的东西吗？自从儒教与皇权专制互相大结合，互相加强，儒教同时大行其道以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种瑰丽壮烈的风格气度，一去不返了。这只是巧合吗？
的确，用儒家的那一套标准来衡量吴起，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卷起铺盖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没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都只不过是笑闹剧一场。
离开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2400年前曲阜城的火车站旁，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去，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传到了魏文侯的耳朵里。
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也？”
变法家，大红人儿李悝说：“吴起贪而好色（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然而，用兵方面的话，司马穰苴（著名兵法《司马法》的作者）倒也不是他的对手。”
吴起不爱财，他一有钱，就散给自己的军卒手下。说他贪，不知依据是什么。
魏文侯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责难性的问话：“听说你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
翻译官把魏文侯的话翻给了吴起，吴起急了，摇摇头说：“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都在杀兽剥皮，这皮革冬天穿不暖和、夏天穿不凉快，有什么用呢？您在皮革上涂漆绘色，烙上犀牛大象的图案，做成皮甲，又制造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重车也用皮子保起来，车轮车轴加以覆盖，看在眼里不华丽，坐着打猎不舒服，您这些大规模的备战，还说是不爱打仗啊？”（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
翻译官对文侯说完，魏文侯暗暗惊奇。
吴起说：“您想向列国用兵，却不去寻找兵家名将，这好像孵雏的母鸡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侵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遭遇的只是死亡。从前承桑氏只讲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仗着兵多，恃众好勇，社稷灭亡。贤君明主有鉴于此，必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土的尸体只会悲伤，这说不上仁。”
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文侯。魏文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
吴起不等翻译，也明白了，咱做得就是帝王师，当的就是经理人啊（职业经理人），赶紧和魏文侯四拳相抱。
于是魏文侯亲自设宴，夫人捧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负责征西。
魏文侯不是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气质层面选材。他不以“小恶掩其大美”，决心重用吴起。顺便说一下，当时各地都有方言，但是贵族官僚们则讲官话，小时候要学的，以陕西镐京的腔作为标准，所以吴起到各国都是讲“普通话”，应该不需要翻译官。
吴起崭露头角，从公元前413年起，吴起西出黄河，跃过秦晋大峡谷——此段黄河南北纵流，击秦。他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一举夺占了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秦国城池，魏文侯将其地置为西河郡。这是魏国自对秦作战以来，第一次取得疆土上的实质胜利，充分显示了吴起作为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吴起立下了赫赫战功，使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出现兴旺景象，“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吴起把魏家的疆域，西推到陕西境内。具体是在黄河以西，陕西洛河以东，一条南北狭长，东西纵深150华里的战略要地，称“西河之地”，基本也就是从前晋惠公与秦穆公反复争夺的“河西五城”，在过去的百多年里，为秦国所有。终于吴起使晋人一舒百年之积怨，尽占西河之地，把战略防御前沿，推进到秦人腹地，使秦人丧失了函谷关等东部要塞的防御优势，使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从此可以从容渡河，使秦人无险可守。
秦军退过洛水以后，沿河布防，伺机反攻。吴起感觉自己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独立作战的任务很重。他于是奉命驻扎开发西河之地，利用自己的文韬武略，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这里变成“陕东的好江南”，表现出卓越的军政才干，“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常备军，终于把西河之地变成了可以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吴起认为，兵员数量无关要害，关键在于战斗力，于是他首创了列国的第一支常备精锐部队，叫做武卒。
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的形式组建了这支职业化常备军。招兵需要经过苛刻的考核，其标准是：全副三层甲胃（上身甲、股甲、胫甲），着胄（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50枚，带剑，荷戈，裹三日之口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100里，才能应征人伍。当时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等于全程马拉松赛，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可不是穿着背心裤衩跑的呀（我们也由此可以判断，先秦中国人在身高和体力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他们着一个西瓜大的青铜头盔，穿着厚甲，能够这么跑，身大力不亏）。
武卒被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武器职责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他们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而且武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给家里以土地房屋（真是一人入伍，全家共荣）。这些武卒跟传统的征兵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给武卒们发工资，立功了还有赏爵和田地，成为职业化的军人，所以骁勇善战。这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
而传统的征兵制，征来的人不光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花木兰从军的时候，不是自己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盾牌刀枪都得自己买吗。有时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转冷了，还得自己写信给老家，让老娘给做冬衣，让老爹给送过来——曾出土过这样的信笺），真是赔本又赔命啊。打完仗，征发来的兵员，如果摸摸脑袋还在地华，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城邑工作或乡间劳动。战场上的事，好像梦一场，只把那黄沙战血染过的武器，藏在仓库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来用它。
魏国的“武卒”在当时诸侯各国引起很大反响。列国看到了这种军队好用，相续花钱组建常备军。齐的“技击”、秦的“锐士”、韩的“材士”、赵的“百金之士”、楚的“选练之士”，等等，都是。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就是因为他们成本高，有家产工资，所以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意味着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里面的福利，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时候躲着儿，把头猫着儿；二是要打必须打胜，否则军队覆灭，老家破产）。募兵制令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会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更惜力（因为家里有地，他们还是地主，这帮上战场的，都是地主，打仗能玩命吗？弄不好，他会雇个长工来，替他上战场）。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弄不好激起哗变；军官还可以虚报5000人，只招1000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
吴起对自己这只能征惯战的队伍，像眼睛一样爱护。他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这就叫廉平。吴起尽得士卒之心，士卒乐死。
据说，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西河驻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不料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号啕大哭，说：“往年，吴起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吮脓，他父亲作战一往无前，决不后退，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儿子也长不了啦，哇～～～”
治军还需要法令，有一次，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秦人两只首级提了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命令将他立即斩首。掌管军法的官吏劝说道：“这个人是难得的材士，杀了太可惜，不能斩。”吴起回答说：“他是材士没错，但是不遵守我的命令任意行动，就必须处死。”吴起用这种“爱卒”、“严法”并施的思想带兵，大家无不“感恩”、“服威”，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吴起是兵家大师，但他更是法家的信徒，曾经“迁木立信”以强化法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东门外，下令：“有谁能把它搬到西门之外的，行赏。“老百姓搬了以后，吴起当场兑现赏赐。吴起认为已经建立了赏罚的信用，于是下令“明天将攻打某某个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国大夫，赏赐上等的田宅。”
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哨亭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敌国不敢谋，他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吴起又率领自己的战胜之师，带兵东去河北策应乐羊对中山作战，攻灭中山国。
公元前403年，齐国发生内乱。
由于叛乱者投奔了赵氏，而把战火燃为国际战争。吴起又率领魏军，联合赵、韩两家起兵伐齐，与齐国田布所率齐军激战于龙泽。
《苟子·议兵篇》中曾提到：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国“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非大败亏输不可。
果然，此役齐国统率战死，联军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唉，这个世纪真是齐国人的噩梦世纪啊，上次刚被夫差杀死十来万）。
从前春秋时代的大战役，双方总战车数才不到两千辆，这回光被俘获的战车就有两千辆。
这次胜仗，使魏、赵、韩三家声威大震。
乘着胜利之威，三家打发使者去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晋封为诸侯。
周威烈王无可奈何，册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是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时间是公元前 403年。（此时赵、魏、韩三家，已经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虽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故老周无可奈何。）
吴起对于“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晋国的现任国君晋烈公，成了名存实亡的衰人，土地只剩下曲沃、绛城两块，成为小国，反倒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诸侯国。
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最后，到公元前376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废掉“晋静公”为庶人（也就是跟咱们一样的人了），晋国灭亡了。
煊赫200年、立国七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它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了。晋献公、重耳、晋景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而我们鳄鱼时代的撕杀，则刚刚开始。
时光翻过公元前四世纪，进入“战国七雄”新的一个世纪。
潇水曰：遥想晋国的豪门大家族，先氏、狐氏、隙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胥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200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平民。如今survive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赵氏、魏氏、韩氏三家的成功在于开明节俭，而且善于容纳吸引人才。譬如赵简子的求贤若渴和魏文侯的礼敬贤者和用人不疑。俩人都是用人不看出身，善于用布衣英豪。而那些衰亡的家族，是因为他们不许别人参与，只是宗族成员当官和拥有土地。
一个家族，长期封闭和不许参与（专制），就将变得脆弱、腐朽和落后，最终被外界新势力摧毁。
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
而家族们此起彼落的兴衰又集合成一个国家的盛衰历史。
如今，如果你有幸到山西南部的侯马去，于郊外的梭梭衰草里，仍然可以看见当初晋国都城的黄土城墙残垣，纵横一两公里。
新时代的魏文侯，经常思索着晋国灭亡的原因，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这是因为在分封制下，国君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家族武装，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
于是魏、赵、韩三个新诸侯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不要被下属夺了权，于是纷纷强化君权，办法是使用李悝那种法家的手段，剥夺卿大夫的封邑而代之以郡县制的职业官僚。
于是魏国有李悝，韩国有申不害，赵国有赵烈侯改革。魏文侯本身就是法家的人物，他的改革最早也最深入，魏国所以崛起为战国时代最初一百年的第一强国。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出场。
魏武侯新立，和诸大夫视察老爹留下来的不动产。他们在秦晋大峡谷里，泛流于黄河之上，欣赏着崔峨雄浑的高原地貌。船到中流，魏武侯不禁高兴地赞道：“多美、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魏国强悍的原因啊，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一看新主子没有找到问题的重，遂挺身而出，说：“河山之险，实在不足以保社稷也！”（一句话振聋发聩）。
魏武侯岁数不大，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
吴起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也。你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啊。”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就会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而大禹攻逐之。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攻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在北，施政不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奖励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并地。人君不讲德行，就是这船上的人，也会尽成敌国之士。”
魏武侯当场被说得气沮，为了保存面子，当即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专委于先生您了。”
明眼的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吴起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全胜64次。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是中流砥柱，声名显赫，威震天下。不久，相国李悝死掉，吴起觉得继任者非自己莫属。但是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
田文比起吴起，连他自己也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士卒乐死，敌国不敢图谋的方面，在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的方面，都不如吴起。但是田文说：“如今国君年少，群臣心疑，百姓不信，谁更适合当二把手呢？”
（鉴于当初晋国国君被三家架空，赵、魏、韩三家的领导人，最经常做见的噩梦就是，自己的位子，被新的野心家夺取，所以他们要求集权和安定的呼声，一都不弱，所以吴起有能力但不如田文老实可靠，政治上可被主子信得过。）
吴起默然良久，最后说：“还是您老当相国合适。”
这也是个矛盾，为了强化君权，就要任用从市场招来的职业官僚，但职业官僚又不能太强到年少的主子不能驾驭的地步，所以有时候（譬如主子年幼、新立不久的时候），“草包”的职业官僚反倒可以被委以重任。吴起不服气也没办法。
不但不能任用，有时候还要被打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魏武侯驾下的拍马屁专家王错，在西河游艇上受了吴起的气，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好话”：“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让他当区区一个西河之守，20多年了，没升官儿了，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叔痤也加入了使坏行列，要求魏武侯把公主嫁给吴起。魏武侯头答应。
这回，倒不是吴起又要杀媳妇了，反是吃了女人的苦头。魏公主是个女权主义者，她脾气大极了，在贵族的沙龙聚会上遇见吴起，拼命挖鼻孔，扒眼睛，头发烫得像个鹦鹉，大呼小叫，喝酒醉，砸杯子，撩裙子，还露出了肚脐上俩金晃晃的金遛子，一伸舌头，吐出舌头上的俩金环儿。吴起怕了这个骄横的后现代主义新新人类了，赶紧拒绝掉这门婚事。
公叔痤于是笑嘻嘻地对魏武侯说：“您看，吴起太不给面子了。果然不想常住咱魏国，生怕娶了您公主，拖累他跳槽。”
魏文侯于是派使者拿着“金牌”，调吴起回国都。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离西河，奔楚国避祸去了。
在哪里打工都没落了好的吴起，随着几个仆人，向南而行。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在郊野上乘坐马车，车窗外是连天碧野、伤心秋色。岁月疏忽，去程与归途两相茫茫。吴起走到河南许昌附近，看看离楚境很近了，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纵流。西河真是他建功立名的地方，几十年苦心经营，最后竟帐然离去!
秋天进驻吴起心中，吴起为秋风所包围。
仆人见他流泪了，问道：“您把天下事看得很轻，给谁打工不是一样，丢掉魏国就像扔了一个破鞋子。可是您离开西河却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说：“你哪里知道，如果魏武侯信任我，而使我坚守西河，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灭亡秦国。现在他听信谗人之言，我走了。西河要被秦国夺走的时候不远了，魏国将从此削弱了！”
按照马斯洛需求曲线，人对成就感（self-achievement）的需求是最高级的一个层次，谁都不愿意看见自己经营的事业化为一场流水的泡影。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陕西华陨。到本世纪（公元前四世纪）下叶，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终于尽占西河之地，并越过黄河天险，向山西境内挺进。山东列国失去了御秦的黄河天险，随时都可以被秦人攻击。
反过来，如果魏国能任用吴起而并吞落后的秦国，以富饶的山西关中基地作为战略依托，以晋南地区为滩头阵地，就可以随时攻打中原。攻打不利，随时又可以退保关中，（因为陕西关中又号称四塞之固，表里河山，易守难攻）。后来刘邦争天下，就使得是这个战略，以萧何守关中，作为军粮和给养的大本营，自己则带着众将逐鹿中原。
吴起的想法虽好，但现在魏国的年少新国君首要的不是务发展，而是求稳定，所以他的想法终究不过只能是个想法而已。
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387年来到楚国择业。
新世纪的黎明把幽弱的清光泼洒在停滞不前的老大的楚国江山。楚国自从180年前在“鄢陵之战”、“三驾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不料遭到了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甚至被攻破郢都，随后发生“白公胜之乱”。
这些重创是坏事业是好事，好就好在，动荡带来了国内新势力的萌发，盘根错节的老贵族们在外力和内乱中被干掉了一批。楚国就像脱了皮的蛇，又有了再兴的新机。果然，它接下来的几十期间，楚惠王前后灭掉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三个国家是随着背后吴国的垮台而被灭亡的。
但是在最后的五十年来，一直到现在，当赵、魏、韩三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开始积极革新的时候，楚国却墨守陈规，失掉深度复兴的惯性，没有太大作为，国君换了两三个，真正有权有魄力的却没有。
楚悼王混到第15年的时候（离死还有6年），他听说吴起奔到楚国来了，十分高兴。他也想改变楚国上百年积弱的局面，也想广求贤才，变法图强。
楚悼王先封吴起为“弼马瘟”，到宛城挂职锻炼。宛城就是从前的申国，被楚国吞灭后成为北境重镇（即今河南南部的“南阳”，作家老汉“二月河”，就是天天在这儿写作呢）。
春秋以来的斗争，明线是诸侯间的竞争，暗线是君臣间的较量。吴起明白楚国国贫兵弱的结症，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贵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封地也遍布全国，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政局总是动荡，国家财富也被分割。跟从前晋国的情况差不多。急待加强王权。
吴起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
老贵族的封地，世袭到了第三代，吴起说，就必须收回，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楚国早就有郡县制，但都是在边境新夺取地区，而且到了战国以后这个传统被修正和削弱了）。老爷们的土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净拿工资不干活，世代世袭，吴起也全部把他们裁掉，改“官职世袭制”为“职业官僚制”。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还让他们搬家，去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云南原始森林），从事农业开发。吴起是怕他们留在富庶地区，干预朝政，聚敛财富，赶他们走，给布衣人才腾出了职位肥缺，还可以变相地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和人才库，废除了旧贵族的寄生特权，加强了军事实力，同时还把自己变成了举国上下（老贵族）的仇人。
老贵族们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暴死，明天早上再也不用穿上了。我祝愿吴起老婆生了孩子没屁眼儿，吴起出门让车撞死。这个弼马瘟，你给大王卖命，我祝你卖得不得好死，扒皮抽筋，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老贵族。等子弹打光了，脑不好还得跟老贵族展开白刃搏斗。但是咱这是来打工的，可不就得给人当枪使嘛。而且吴起所做的，符合当时的社会进程发展趋势。吴起整顿官场腐败风气，严禁私门请托，取缔贵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严禁策士游说。
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很快强盛起来，南收百越，北并陈蔡，遂有洞庭、苍梧，开发了南方广大地区，还“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次战绩就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魏、卫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了刚平、河东之地，中牟遭到围攻。次年，赵国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求救于楚。吴起奉命率军攻魏，与自己从前的同僚们激战于州西，大破魏军，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L形的横部分），深入黄河以北，为楚国立下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前一时期被两次魏、赵、韩大败的被动（大梁、榆关）。
三国时期大军事家曹操曾对吴起的军事才能赞赏备至，称道“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低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话的确毫无虚夸的成份，吴起指挥高明，出奇制胜，战果累累，为世瞩目，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入楚的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宗庙堂里，脸上带着惊慌不安，在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时离开了人间。
治丧委员会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老贵族对吴起怒目而视，切齿痛恨，一分钟也等不了了，呼啦一下子，招呼弓箭手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吴起登时中箭数枚，身受重伤，保卫他的，只有手里一只象牙的笏板。他转身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满楚悼王尸体。吴起大喊道：“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戮尸身，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退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享年不到55岁。
吴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出身的非贵族出身的职业官僚，具有鲜明的个性，超凡的毅力。他出身平民，但事业心强，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和工作经验，历仕魏楚，四海打工，革旧布新，给后者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也死在了遥远异乡的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规范和政治体系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车裂肢解。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
所谓“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杀当时射箭挥戟者，得70余家贵族，全部满门抄斩，阳城君出逃国外。吴起之智，真是高妙，身后依然能伏尸杀贵，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王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使得楚国闪出一些活力并颇有一些作为，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楚肃王能够做到惩罚这些贵族，大约也是因为上一代加强了王权使然。）
但是吴起的改革，毕竟没有人把它继续下去，后续的楚王没能沿着吴起的路子坚定地走下去，使楚国终于是重新陷入了腐败黑暗的泥沼，楚国的政治权力仍然长期集中在昭、景、屈三家大贵族手中，高官大爵在这几大家族内代代世袭，一直到灭亡都没有改变。这种昏聩的政治，迟滞了楚国的发展，分散了楚国的财富，使得楚国一个拳头握不紧，就不能给敌军以重大打击力，也不能高效地组织全国人力物力，保家卫国。
潇水案：吴起在军政繁忙之余，还苦研兵法，总结自己的带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是和《孙子十三篇》一起，被当时海内官宦家藏必备的首选兵书。
《吴起兵法》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上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性，列举了13种可击的战机，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咱也用不上。）
还有据说，《左传》有很多内容，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就是持这种观。因为吴起是兵学高手，所以才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入木八分，成为书中最大的亮；《左传》里边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的大臣，却恨的入骨，这跟吴起后来的遭遇很能对的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的。钱种书大师，干脆就宣言：《左传》是吴起写的，不是左丘明写的。
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师，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我的理解是，从战争描写角度，《左传》比《史记》好多了。这大约也许是拜吴起之赐吧。
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在于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而李悝能够成功，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可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楚国这样形势复杂。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其职责，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