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处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来还是想出了办法——这要归功于波亚。晚上，我们把列奴丝娅安顿睡了，然后再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在这声音的伴奏下开始了我们的交响乐。
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
那电视我们一点都没看，只好对她说，我也睡着了。
“噢，没关系，”她回答，“等波亚下班来我问问他。”
我只好赶快跑到外面的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谁看了昨晚的电视，结果如何，然后再提前把这告诉波亚。我们都不想让姨妈难过，也不想让这小老太太胡思乱想。
下面轮到爱玛讲了。
故事之八
剧团导演爱玛讲的是戏剧中的革新能被保守派接受有多么困难。
我来讲讲我和美工阿辽沙——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就讲过他——是怎样偶然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引入一项革新的。
那是我们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的时候。首场演出的高潮过去了，几处细节还需修改，但总的来说全剧相当成功。年轻的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从邻近的几个城市赶来，有的来自城外的建筑工地。那时也正是我和阿辽沙的罗曼史最热烈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这孩子简直完全昏了头。我也一样。白天，我们有时交换一下眼色，然后立即跑到他那儿或我那儿，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有时我们就在剧场里找个地方……有一次差点儿露出马脚。
我也和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不来点新花样就拍不了戏。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婚礼之夜分别的那场戏，我把他们安排在朱丽叶凌乱的床前。艺术顾问提出我至少也得让那张床整洁一点，可我一定要坚持己见，说这叫“爱的杂乱”。结果，快演到这场戏时，我和阿辽沙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望冲昏了头脑。我们设计了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布景都事先装好，到时候一转就行了。我俩决定先用一用朱丽叶的床，因为这场戏还没到，床也隐在暗处。我们便扑到床上忘乎所以了。前一幕结束后，前台的灯光灭，开始换布景了。我还做了一项革新：换下一幕的布景时不拉大幕。台上很暗，观众刚刚能辨认出下一幕的布景。大家一定猜到了，舞台开始转了起来，我和阿辽沙还在朱丽叶的床上就被转到了台前。年轻的观众们兴奋得几乎发狂，拚命地鼓掌，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可吓坏了，想赶快把大幕放下，结果慌乱之中按错了按纽，“轰卤一声放下了铁制的安全幕。这下可被那些年轻的苏联观众抓住话把儿了：他们在戏剧艺术中的言论自由被铁幕挡住了。这时我听到了我的艺术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电闪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阿辽沙飞快地从朱丽叶的床上跳下来，溜之大吉。真是万幸，没人认出我们，事后我居然还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无论是谁“竟然敢给剧团脸上抹黑的人。唉，我能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