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处长随即对我说：“冯主任，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以北大领导亲属的名义找我们单独要一个名额，或者是北大知名的教授也可以。因为在政策上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私下作一些倾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好说话了。”
我急忙地问道：“这样的事情你们有过先例吗？”
他笑着回答我道：“有过，前几年我们解决过一个人，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的子女，不过只能安排在他的本校。按照极为特殊的政策处理的，也算是特招吧。对了，这件事情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于去找到某个关系，毕竟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建立。这件事情最麻烦的是这项政策只能是针对特殊人员的直系亲属，主要是考虑其子女。”
我怔了一下后还是大喜，不住向他道谢。
不过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了，但是我又想道：任何事情只要有先例就好办多了。
离开后我对梁主任说道：“梁主任，请多多照顾好他们几位，给这位处长搞一样像样点的阴沉木工艺品。”
他看着我，“还不如给点钱算了。”
我苦笑，“那样的话就太俗气了。就这样吧，你派人尽快去办，然后私下送给他。今后我们还要和他们长期接触呢，北京那么多知名的大学，和他们搞好关系很重要。这样，其他的人也送一样吧，档次稍微低点的。”
他连声答应。
这当一把手就是不一样，至少在这样的事情上可以挥洒自如。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然后我就想：这件事情应该找谁呢？毕竟这位考生是我们江南人，怎么可以让人相信这位考生就是北大某位领导或者专家的子女呢？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以前省教委的主任，如今的教育工委书记。
我即刻给他打电话。电话拨通后我极其恭敬地问他道：“冷书记，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他说：“电话上讲方便吗？”
我回答道：“我想当面向您汇报。是省里面主要领导的事情。”
他说：“哦，那你马上过来吧。我在办公室里面等你。”
我即刻打电话让小隋在酒店的停车场里面等我。
冷书记坐的还是他以前的那个办公室。很多人其实还是很迷信的，冷书记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也不能例外。
“哪位领导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在他办公室刚刚坐下后他就问我道。此时我面前的他官气十足，情淡淡的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似乎他曾经和阮婕的那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他在我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威严的姿态。
我当然知道这仅仅是他的外在表现。其实我和他的心里永远都会记得那件事情，只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不能表露出分毫罢了。有些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只能将其存在于心里。但是他心里对我的事情是否愿意出面，能够出多大的面，这可就难说了。毕竟每个人不一样，这世上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
所以，我决定还是以领导事情的名义去对他讲。从刚才我和他通电话的情况来看，我的这种方式看来似乎更有效。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最怕的人以及最想去讨好的人就是自己的领导。这或许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我们大多数的孩子不怕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对自己老师的话却奉若圣旨。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面接受的就是一种奴化教育。
说中国人有奴性，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都说要解放人让人民翻身做主人，于是我们有了新中国，于是中国人自以为我们没做奴隶了，我们是主人了，于是就没有奴性了。可是事实永远都比想的要残酷，奴性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奴性思想和皇权思想是相生相伴的，没有奴才何来主人？皇权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奴性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思维，文化渗透到人的潜意识认知中，这样的认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所以，奴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包含目录，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奴隶，人生来并不为人，更多的是自然属性。自然中只有食物链，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可以这么说，人生而平等自由。奴性是传统文化的子目录，要让一个人有奴性，只能是有人教他，在他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就教他接受，这样一个人才能让奴性作为潜意识的标准植入大脑。
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教育就充当这么一个功能，把奴性植入国民头脑，就此也可以毫不保留的给中国的教育定性为奴性教育。
首先，听话是奴化的开始。听话，是我们每个人都听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听着这两个字长大的。在中国有一个“潜规则”——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带着孩子走进这个纷繁的世界。一个孩子肯定有不听话的时候，作为父母就会生气就会惩罚孩子，于是在孩子懵懂的时候他就知道一点，听话爸爸妈妈就会奖励，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会惩罚。孩子都希望被宠爱，于是，我们从小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循环，越听话越受宠，至少是阳奉阴违的听话，取悦上级是我们从幼时就开始做的事。
因此，中国的教育失败，不是失败在高考，而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失败。
西方的教育却不一样。不管孩子多大都会给他们强调求生意识，不论是什么情况或是谁的话，即使他说得再正确，与你的生命安全有违背的情况，生命安全永远第一。这样的教育是在父母和老师，即全社会都是统一的。
而中国呢？从来不给孩子强调求生，孩子也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自保。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听话。老师的话父母的话，不听话就不是好孩子。好孩子才可以有小红花。于是就有了一个血淋淋的案例：
某地震灾区，一个学前班的五岁小女孩，中午因为不听话被罚站在后门。后来发生了地震，老师在慌乱之中忘记了她，或许是老师觉得她离门口最近就没有管她。结果全班六十个孩子，五十九个都活了下来却只有她死了。因为她被罚站，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跑。
是她傻还是中国教育的错误？或许每个人看到这样的事都不得不思考一下该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听话。
西方的幼儿教育是带领孩子去认知世界，求得真相。他们让孩子在草坪中感受绿色，在阳光下感受温暖，在自然中体会生命。他们是把孩子身临其境之后，再教给孩子东西，孩子总是以喜欢“斗嘴”似的问稀古怪的问题，西方父母就会很开心，说明孩子懂得了思考。若孩子不问问题，他们还会有意识的去引导他们思考。而中国则是先在室内的一堆图书中教给孩子东西，当孩子身历其境时能说出所有东西的名称，这样中国父母就会很开心，觉得孩子的学习能力真强。
可是这真的就是学习能力吗？一个连基本的思考能力都不会的孩子，能说他有学习能力吗？
中国的父母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有意识的去引导思考，而只是教孩子去认知，如果孩子提问他们反而会错愕，因为孩子提问永远在他们意料之外。他们习惯了不思考，于是也习惯了孩子不思考。他们没有去引导孩子探索，永远都是引导孩子去接受。
中国的幼儿园教画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或是摆一个物品在讲台上，让孩子们照着画，谁画得像谁就是最好的。而欧美的幼稚园则是老师给一个命题，让他们根据命题画出心中的东西，然后给同学和老师讲他画的是什么，即使大人看着再莫名其妙的画，但是孩子仍然能从他的思维中清晰地描述，听了讲解你就能一眼看明白画的内容。
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方式，是因为老师的思维不同。中国老师认为，我当然要先教他们画画的技能了，等把东西画得像了，他才能把心中的东西画出来啊。而西方老师则认为，一个人的天性就隐藏在他最初不经雕琢的时候，像与不像都是最接近他心中的东西，一个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的，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才能激发他的创新和想象，先学会表达才能再去学会准确的表达。
中国老师的先让他把东西画像的想法，让孩子在一开始就学会了去模仿，而不是学会去创造。孩子的表达**因为模仿而被压制，等他掌握了绘画技能，却失去了表达技能，于是他只能一遍遍的复制他所见过的东西，却不能表达他心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从幼儿时期就被奴化了——先是让我们听话，再是让我们模仿。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没有了表达的**，进而就没有了创新的能力。因为奴隶是不需要去创新的。
其次，如今我们进行的应试教育其实是对这种奴性的强化。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答案只有唯一，我们的考试只为了一个结果，我们的作文只是附和。我们只是学，而不是思考。书上什么都有，书上的就是真理，我们又何必探寻？考试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你的分数又不能给我，我们又何必合作？于是我们在变成奴隶的同时，还学会了自私冷漠。
老师就是真理的象征，老师说的一切都是对了。一方面是因为老师的权威，让本来就没有判断能力的孩子屈服在权威之下；一方面是因为从有意识开始，孩子就接受着奴化教育，听话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
孩子听话的原因是给他说话的人比他强，如果是和他同龄的孩子，他才不会听话。因为他信任你，他觉得你可以庇护他，你能力强大你可以奖励他惩罚他，于是你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所以他才会听话。因为你是他的救世主。然而他们却不明白救世主是人，人不是万能的。
地震中有许多孩子，其实根本不会死，就是因为他们的“救世主”让他们失去的求生的机会。某地震灾区一个三年级的班在三楼上课，地震来了老师丢下一句：“你们等下，我出去看看。”
结果他这一出去看看就没有回来，因为他跑去二楼把自己的女儿抱出来就走了，而班上的学生就真的一动不动地等他们的老师。五十个学生有四十七个死了，另外三个是因为在办公楼罚站死里逃生。教学楼塌了而办公楼没塌。
初中的孩子是叛逆期，这时候几乎是老师和家长最头痛的，仿佛孩子的叛逆是洪水猛兽一样。其实哪有那么恐怖呢？只是因为“救世主”的权威被挑战了。
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恰恰是他成熟认知世界的开端，他突然发现原来老师不是真理，家长不是救世主。他学会了辨别，但是这种辨别能力因为阅历和年龄的局限而显得冲动和幼稚。他们蓦地发现了社会在阳光下其实也是有影子的，曾经的救世主还是人，并且不是圣人更不是，他们的认知开始了开化，却陷入了迷茫。如大禹治水一样，作为家长去疏导应该就平安的过了，而许多家长在权威受到挑战时选择以暴制暴，结果就是叛逆期的孩子在刚认知了社会的阴暗面时，就毫不犹豫的投靠了阴暗面。因为他们认为光明都是虚假的，与其伪善不如真恶。
叛逆期的恶果其实是奴化教育的产品。因为奴隶是被统治的，要让奴隶听话只有让他臣服于统治者才行。所以，奴化教育让家长一开始在孩子面前的形象就太过化，让他觉得你就是真理，他没有辨别正误能力的时候你就让他只学会听话，阻断了他的思考能力的发展，遏制了他**表达的诉求。当他意识到所谓的救世主都是假的时候，其反弹效果会更大。若再以暴制暴，就像拍皮球一样，一开始拍下去力道就太大，他弹起来之后你再用力一拍，皮球就彻底脱了轨道。
对于孩子，我永远都是一个认知，没有坏孩子，只有被教坏的孩子。这个教坏不是教他的人坏，而是指教育方法的坏。
高中的孩子已经不热衷于反对权威了，因为已经学会了冷漠。反正无论怎么做，都是愚民政策的棋子，试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考试出来只有一个成绩，作文只有一个旋律，又何必去追寻那么多？创新能力从一开始就被这个社会的奴性文化给扼杀，既然生在奴国又何必去争当主子？
然而大学的时候发现，不对啊，这个社会竟然讲究创新了，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这门课程啊。我们是奴性教育，怎么社会又让奴隶创新了。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不是社会变成主子了，而是社会彻底的沦为奴隶了，要与国际接轨成为欧美的奴隶，国际上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而这样的社会整奴化又激发了一个问题，学校和市场的矛盾。中国的教育至少在现在仍然是从幼儿园到本科的全程奴化系统，这样奴化系统的原因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必然驱使，因为所有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需求，于是韩寒只能在校外，要是让这种人留在校内污染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根红苗子，不等于自毁江山吗？
可是学校和市场的矛盾越来越深，欧美人已经影响了你这个社会的市场结构，现在正在影响你的经济思维，可是你本土学校输出的人才却总是奴隶，没有思考没有见地没有创新，只有听话还有一堆我们欧美不懂的算计。学校教的和考核的与市场需求的完全是两个体系，你让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怎么办？
现在情形让我想起了鸦片战争，当清政府都臣服于世界一体化潮流时，国人惊醒大呼：我们该怎么办？时过百年情形竟然如此相似，中国文化始终与世界轨道时合时离，被落后的奴性拖了后腿，我们是否应该大呼：别再奴化我们！
其实说到底就是，皇权和奴性相生相伴，只有当皇权没有了才会指望奴性没有。
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有着极深的奴性，它就存在于我的骨髓里面让我挥之不去，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这种奴性很让人恶心，但是却只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奴性的话或许就不能生存下去。我们很多人活着的目的，或者说是我们很多人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掌握权力，然后去奴役更多的人。
其实我也曾想过一件事情：把孩子从施燕妮那里要回来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不过我相信自己今后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应该会有所改变。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厌恶了当前这种奴化式的教育方式，而且我也相信这个社会一样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此刻，我也不得不在这个人的面前保持着自己的奴性，只不过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多了一丝的反抗。然而非常可笑的是，我的反抗却并不是产生于自己的觉醒，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他的隐秘。
他必须去帮我办这件事情，这是我要求他对我唯一的回报。此刻，我的心里这样想道。
真的，我发现自己现在似乎到了一种不择手段的程度了。
随即我把事情简单地给他做了汇报，依然是毕恭毕敬的态度。随后我说道：“北大的那位副校长和您的关系不错，这件事情看来只有麻烦您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这边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冷书记，我也是没办法，罗秘书传达的领导意图非常明确，我没有任何的退路。您也知道，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程度，我是绝不会来找您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说得比较明白了，现在他也会不得不认真去考虑。
他摇头道：“这件事情难度大啊。”
我说道：“肯定是难度很大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来找您？你可是我的领导呢，这可是汪省长的事情，也算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吧？”
这句话说出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太牵强，而且也让我的心里咯吱得慌。
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这是没有办法。与此同时，我也向他传达了一个信息：既然我来找到你了，那就是没有打算给自己有任何的退路了。
作者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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