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波澜，但终因相互间的忌惮和约束基本上保持了平静的态势；在宋楠当庭斥责外廷不务正业之后，杨廷和也意识到大明朝经过这一年多的动荡，当务之急是赶紧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户部的奏报显示，去年一年，因刘六刘七之乱，导致朝廷财政税收锐减，山东山西以及河北诸府损失惨重，不仅是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的事情，数十座州府县城的重建和修缮，对百姓的赈济还要花费更多的银子。
朝廷上下都明白，今年将是难熬的一年，收入锐减则意味着支出的锐减，朝廷计划中的多项巨大工程都难以为继；好在年后安化王和刘瑾的倒台相继让朝廷收获了九百万多两的抄家赃银，除掉宁夏镇平叛时调集大军的消耗以及战后的抚恤重建等花费之外，尚有六百万两结余入库，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一切都不能弥补这一年多来大明朝遭受的创伤，户部预计各州府完成重建以及百姓赈济之费竟达三千万两白银之巨，更是朝廷上下官员瞠目结舌。亦即是说，以后的一两年里，即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大明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用在重建上，也只能让一切恢复到刘六刘七动乱之前的情形。那一场大劫难实际上造成了大明朝经济的巨大倒退。
有识之士其实除了财政上的担心，还明白百姓在心理上的创伤其实并不比钱财房舍上的损失更小，如何能让百姓们能从痛苦的回忆中振作起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才是一个问题的重心，但在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被自然忽略，如今的大明朝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字：穷！如何增加财政税收，让朝廷有银子办事，成了文武百官们议论的重中之重。
杨廷和率领内阁六部等官员不可谓不用心，但却似乎无从下手，一个增加税收的最佳捷径便是提高朝廷各项税收的税率，但这样做无疑是不合适的，大明朝的赋税一向坚持薄轻的原则，贸然这么做的话，苛税会导致另一场动乱的发生，刘瑾的土地马政之策便是前车之鉴。
数番廷议之后，官员们自上而下达成共识，国力的恢复要徐徐途之，税不但不能加，相反还要为民生息的考虑象征性的做一些减免。山东山西宁夏等地经历过战乱的地方还要免税，以鼓励这些地方迅速恢复元气。
为了增加总体的收入，外廷制定了鼓励垦田蚕桑等政策，同时工部停掉部分耗费甚剧的大工程，将有限的财力用到大明各地农田水利的兴修上去，既要保证各地田亩的防旱灌溉问题，又要防止大江大河的洪涝，这时候绝对经不起天灾**的发生。
宋楠很高兴看到外廷终于开始干正事了，就像自己和李东阳那天谈话所说的那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外廷只要不瞎折腾，自己也不会闲得无聊去惹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