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江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单位党风如何，关键是看党委‘一班人’能否身体力行。”
蔡康生少将在总参装甲兵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分管装备研制和生产，经常深入部队和兵部所属企业调查研究，悉心指导。每到一地，他都“约法三章”：不准超标准招待，不准以任何形式赠送礼品，不准安排游山玩水。一次，他到一家住地比较偏僻的军工厂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觉得首长一路颠簸，来一次不容易，想招待他一下，吃饭时，蔡康生看到没按规定办，坚持不入席，直到把高档菜、饮料撤走后，才露出笑容。他对陪同就餐的厂领导说：“别怪我让你们下不来台，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办事，咱们心里都踏实。”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如同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对此，著名作家、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谭谈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感受，更能映衬出陈再道、高俊、高文江、蔡康生们所作所为的不易和可贵。
1985年冬，谭谈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那里的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他下乡去调查研究。第一个点是金竹山乡。谈完情况以后，已是中饭时节。乡里的几位领导陪他到食堂用餐。桌上摆着鸡肉等四五样菜。他原想是和乡里的干部们一样，在食堂用一份普通的饭菜，没想到竟搞得这样的“特殊”，心里很不好过。饭后，他坚持要付款。乡里的同志硬是不肯，司机也劝他，说其他领导下来也是没有付款的。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乡里只好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收了他和司机各三角六分钱。
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不知从何时起。他这三角六分钱硬是交不出去了。且用餐的规格越来越高。每当告辞离开那里的时候，心里极不好受。车子开出好远，心里还堵得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又是一些时日过去，他这种做了亏心事的心情渐渐地淡去。离开的时候，还是照例地说一句要付款，别人不收，也就罢了。用完餐，嘴巴一抹，钻进小车就走心安理得。似乎人家理所当然地要招待他似的。
近些年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不久前，他到八九个地市跑了跑，每到一地，都是好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晚上，还要他们去舞厅“潇洒地走一回”。他不从，但他又不敢态度太坚决，心情十分矛盾。你不乐意这样，你知道别人乐不乐意这样呢？于是，他只好随大流地钻进那有空调的“雅座”，守住自己的一张嘴。水鱼上来了，他说他不吃这类爬行动物的；蛇肉上来了，他说他怕腥；晚上去舞厅，他说他不会；主人安排最靓的教师教他，他说他有一本最好的书还剩一点点没看完。他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用公款请吃，用公款请跳舞。似乎那样做，自己理亏。这位领导作家的作家，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深刻地反思：“社会就是这样地改造我，就是这样地改造人。我，就这样地演变着，许多人也就这样地演变着。”
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向社会大声疾呼：
“社会改造人，人不一样可以改造社会？想想当年，我们党怀着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领导穷苦人民，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使人们的精世界也发生了全新的变革。使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全新的变革。我们的敌人时刻幻想用糖衣炮弹把我们打垮，但过去，我们党及时挖掉了滋生在自己肌体上的毒瘤？最近，听到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我们备受鼓舞。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我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我们希望听到杀掉那些确实腐烂透了的张子善、刘青山似的显赫人物的枪声。挖掉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清除这些烂肉，我们党的肌体将更加健康、更加富有战斗力！”
这是许许多多党员、干部、军人和人民大众想说，而一时没有说出的话。人民的作家，代表人民说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