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没有驾驶证、行驶证。”
三双眼睛注视着余非英脸上的表情。余非英若无其事，对三位民警的目光毫不回避。沈惠民起身走近余非英，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一台手机、两台微型进口收录机、一只随身听、一只圆形的红色机械闹钟、一小瓶黄色香水、一小瓶白色药液、一只注射器、3节七号电池，对余非英问道：“你袋子里的两台微型收录机是怎么来的？”
答：“一台旧的是我以前买的，一台新的是我今天下午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伢子，他问我要不要买收录机。我看这台收录机蛮好，就用120块钱买了这台标价510块钱的微型收录机。”
问：“你在哪里碰到的这个伢子？”
答：“湘江大道中段。”
问：“他为什么以低于市场价几百元钱卖给你？”
答：“他好像急着要钱用。”
问：“你的收录机里为什么没有磁带？”
答：“我买下来就没有磁带。”
问：“这个小闹钟是哪里来的？”
答：“我父亲是个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遣送回老家，他别的干不了，就专门修闹钟。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政，我父亲的原单位要他回去上班。他看破了红尘，懒得回去，继续留在老家修闹钟。这个小闹钟是父亲送给我的。”
问：“你有手表，出门在外为什么还随身携带一只小闹钟？”
答：“我以前是修钟表的，对闹钟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习惯性的带只闹钟在身上做伴。我把这只闹钟拆散，重装，只需10分钟。不信，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问：“你带的注射器是干什么用的？”
答：“没有想到要做什么用场。”
问：“你从家里出来时带了多少钱？”
答：“我带了，带了……”她瞟了一眼沈惠民，意思很明显，她不会说出她送给了他多少钱的事。她接着回答：“我带了12720多块钱，120块钱买了收录机，300块钱赔给了那个被我撞倒的年轻人。剩下的钱全在这里。”
沈惠民不假思索，又提出一问：“请你谈谈莫老板的基本情况？”
余非英也不假思索地回答：“莫老板52岁左右，身高1米78的样子，蛮瘦，戴一副眼镜，长沙口音，他在下河街做蛋糕生意，住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栋居民宿舍里。他有个儿子读高一。”
问：“他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答：“那我就没有注意。我只记得是一楼二门。”
问：“莫老板叫什么名字？”
答：“我只要晓得他是莫老板就行，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不晓得他的大名。”
问：“你怎么认识莫老板的？”
答：“记得是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到长沙玩时碰到他，二人扯谈后认识的。”
沈惠民起身，给余非英面前的茶杯里续满水。他借机仔细观察了一眼余非英脸上的表情，又回到办公桌前。他突然发问：“你愿意检举别人的违法行为吗？”
余非英回答得很利索：“我没有什么人要检举。”
沈惠民说：“那好，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二款，对你无证驾驶机动车而且撞人逃逸作出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
余非英问：“你要拘留我15天？”
沈惠民说：“没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如果你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在接到处罚书之日起5日内，依法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有何陈述，或者申辩？”
余非英答：“我没有陈述，也没有申辩。我无证驾车并且撞伤了人，应该受到处罚。”
沈惠民对余非英的回答大感意外，他没想到她一下会变得如此温顺老实。他反而觉得自己很笨，很难探知这个女人内心的深浅。
三位民警用眼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由彭金山将审讯记录交给余非英过目，说：“你看看这个记录吧，是否与你讲的相符，如果没有出入，你就在上面签字，并按上你的手印。”
余非英接过，仅仅溜了一眼，语气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办事公道的警察。如今这世道最值得信任的也只有警察，我相信你们的记录，不会有什么出入的。我签字。”
她从彭金山手中接过笔，一副感激不尽的态，非常认真地在审讯记录末尾写下了一行字：“以上记录我已看过，与我讲的相符。”最后落下了她的名字和时间，并且用右手大拇指按了4个指纹。她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