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麻几个总算拍着豆饼，让他吐出那些已经嚼烂了的草本纤维。
我不关心这些，尽管我在东张西望，但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在我这副组长不承担太多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吃的。“组长呢？问组长吃啥。”我问。
蛇屁股指了一个从我的角度不好看到的角落，“唔讲了，个无笱用的想煲木头汤给我们吃。”
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们的组长阿译，他在那个角落里浇他养的一棵花树。在这样的境况中那样细微地浇一棵花树近乎有病，但阿译就在做这件事。阿译，我们中间军装最整洁的一个，如果我是落落寡和，他则干脆是自闭。他浇着那棵花树，甚至看着一只像他一样和这片灰头土脸格格不入的蝴蝶，似乎那是他全部的世界。忧伤在他身上并不让人同情，因为他的忧伤让人觉得抑郁——他看起来与这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非说他是一种简单的娘娘腔，而是一种更致命的永远无法投入，却又永远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少校阿译，来自锦绣的江南之地，三青团员，某军官特训团成员。别被名牌吓到，他是这唯一的校官没错，可也是这里唯一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青瓜蛋子。听着远远的炮声，一路从老家退到这里。现在他信奉和恪守的那些都已经碎散了，他试图用他并不存在的能力和个人魅力让我们重建信仰。
这就是全部了，大溃退之后我身边剩下的全部。
康丫的问话结束了我悻悻的张望，“有吃的没？”
破旧的军车从收容站外拖泥带水地驶过，喇叭声在做着鼓舞士气的宣读。禅达因为充斥了太多溃兵而正在成为一座混乱的军事化城镇。
“……倭军之三十三师团使用迂回穿插之战术，以两连队兵力攻占拼墙河南北，而我远征之军以寡击众，披肝沥胆，做浴血之战，解救同盟之英吉利军七千余众，夺回记者教士五百余众……。”
它所说是四二年四月中的仁安羌之战，第一次滇缅战役中难得的胜仗，但这与我们这些收容站里的弃兵有什么相干呢？
阿译终于开始履行他一个组长的职责，他刷刷地在一块木牌上写字，但用身子把写的字挡了，他写完了我们也看不见，因为他把木牌反着放了。
我们拉了个开小会的架势，看着。我们很不耐烦，大多数人脸上带着“我真是太给你面子了”的表情，这让阿译紧张，他喉头蠕动，眼神有些发散，他求助地看我，而我在眼观鼻，鼻观心。
杜绝热情和永不言信，是我这种人为落拓人生掘就的散兵坑。可阿译没打过仗，只会把自己扔在射界之内，永远神经质的紧张，生活没给他好事，他闭上了眼，偏还说一片光明，因此他的命运非常清晰，就是永远面对我们的否定。
在否定面前阿译几乎连控制语音高低的能力都要欠奉，经常在假声中带出一个失控的尖声，他边说话边用写字的那块白灰在地上做无意义的划拉，连他自己都在摧毁自己的自信。
“我军即将大捷！这是肯定的！——我在上边的朋友告诉我……。”
康丫连挠痒带哼哼，“谁在上边有朋友？”
蛇屁股很高兴地接话茬儿，“上边，上边。天上。死的。”
呵欠来自要麻，几乎看得见喉管，这样夸张的呵欠要表示的绝不是睡意。
阿译，不可否认，他有时很坚强，“……中华铁军、美利坚之盟友、英吉利之盟友……”
蛇屁股开始表演哑剧，扑捉一只盘旋在豆饼头上的并不存在的苍蝇，并且在下手时打得豆饼发出一声惨叫。郝兽医拉蛇屁股坐下，那不是为了阿译，是因为蛇屁股下手太重。
要麻警告蛇屁股：“你不要欺负他。”
蛇屁股反击，但有点儿孱，因为惹要麻，通常都会扑上要麻和今天并不在场的不辣，“只准你欺负他？”
阿译仍然在坚持着，“……铁流…汇成了这个铁流…这个铁流…我肯定这个铁流……。”他已经彻底乱了，而最大的打击来自迷龙打天井那边吼过来的一嗓子，“肯定个腚！你打的呀？”
迷龙仍在闭眼纳凉，你光看还真不相信是他喊的；康丫无所谓地在试穿终于有了一粒扣子的衣服，尽管那颗钉在胸前的扣子让他下摆仍敞露着肚脐，军装穿作了短披风。阿译愠怒而又羞惭，但是明摆的事，他惹不起迷龙。我狠命地玩儿着自己的手指头，觉得无我无关，直到郝兽医轻轻推我。他抱怨道：“你是副组长啊。”
也是。我玩着手指头，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直说吃什么好不好啊？”
阿译猛省了，用一种过于猛烈的动作把身后的木牌给端起来正放了，然后直面一众愕然的人们。他现在像个功臣。
木牌上用精致的工笔书写着：白菜猪肉炖粉条。
识字的人，诸如我和郝兽医，已经快窒息了。
半识字的人，诸如康丫，正在艰难地一个个字数着。
不识字的人，诸如要麻豆饼蛇屁股，还没有反应，没有我们那种从大脑直击胃腔，再从胃腔倒卷回口腔，整得满嘴生津喉头抽搐的生理反应。
康丫只挑自己认得的字念诵：“白——肉——米。”
阿译开始扩大攻势，用他的白灰在每一个要素下划着道儿，“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炖粉条！”
我们怔着，我们愣着，我们被那个一向最没说服力的家伙冲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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