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我觉得父母没有尊重我的个人隐私，我第一次对他们这种行为感觉到了痛恨。
但是那一次我任由母亲诉说，我却红着脸一句话也没有反口，至今母亲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六岁会变成另一个人，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的心理产生一丝微妙的扭曲。
十六岁那一年我做了很多事。
那一年我学会了抽烟，拿自己的生活费抽，拿父亲的烟抽，其实那时觉得烟很难抽，但却感觉到抽烟很神气，起码我与众不对，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那一份不知所谓的神气，让我至今堕落在其中无法自拔。
那一年我学会了打架，基本上那一年我们学校里的大大小小纠纷都有我的影子，从一个跟在后面晃的小油条，混到最后我挑起事端，将欺负我们班一个mm的男生打得肋骨断裂，搞得那哥们以后只要听到我声音就随风遁走。
那一年我也学会了去社会上混，怎么混？在游戏厅里闹事，十几个人围攻一帮小弟弟弄点钱去卡啦ok厅里去乱唱乱跳，喝点小酒，没事在路上十几个人找事做，向路边的漂亮mm吹吹口哨，那实是我的真实写照，那时有个很时髦的词就是形容我们的，就是叫——流氓。
……
当然，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就不用说了，旷课成了我的代名词，撒谎成了我最多的言论，学习成绩如何直线下跌，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父亲生平第一次进公安局，就是为了接他因为打架斗殴被抓的儿子时，我看到那一晚父亲母亲的房里一夜灯火通明，三天之后就发生了以上的一幕。
对于以上的决定，我没有想过反抗，虽然那时的我已经走上了所谓的邪道，也变得很不太听话，但是其实对于父母我还是有一定的畏惧的。
这份畏惧对于我很多在社会上的哥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他们一向以父母不敢惹他们，甚至还要顺着他们为荣，而我却表现得实在是一个不合格的‘流氓’。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做了一个没坏到家的‘流氓’，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从小受的教育，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是在八岁时因父亲在城里工作的时间满了，所以才有可能将我们一家都调到城市里来，那么我的本质其实是相当淳朴的，再说父亲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的教授，母亲是一个小学的教师，从小对我的教育也没有放松，耳熏目染之下也算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了，并没有那种坏到家的‘慧根’。
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正是改革开放搞得风风火火的年代，社会风气实在很乱，记得有段时间学校里面的学生竟然流行抢皮带，二三个中学生搞到一堆就到边上的小学门口或是低届的学生那里去抢。
因为这种事太多，多得没人管得了，到最后都反而变成抢到皮带是一种荣耀，拍拍身上金利来的皮带别提多牛b了，这种风气造成了当时很多孩子身受其害，映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学校高三的一个师兄，他的成绩一向是全班的一二名，但也和我们说起他以前抢皮带或抢香烟抽的威风史，那种神情别提多牛b了，现在想起来，在我们当时看着他那种崇敬的目光下，我想他一定得到了非常的心理满足。
所以总结起来，倒不是我当时有多坏，只是由于受了社会的风气所害。至今我还可以在网上查到资料，我们七十年代的这一批人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竟然要承受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余毒，又要受到各种西方文化毒害，实在可谓是迷茫的一代了。
所以基于以上的两个原因，看到父母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我虽然心里也不愿意，但实际上的自己却很茫然，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在社会上打打闹闹，在mm们面前吹牛皮侃大山说自己多能，可一旦真正碰到要决定自己一生的事时，就心里完全没有了任何信心，直觉之下就算反抗，言词也是说得如此无力，所性之下，我就不想了，任由父母去办吧，说到底我可毕竟是他们亲生的，总不可能害我吧。
既然（多谢zhzhhx指正：））反抗不了，那就任命吧，大不了，老子当三年兵，回来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记得十六岁的我在父母说完以上的话后，我心里不知怎么的就嘀咕了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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