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江却没有直接去与韩熙等人打口水战，而是朝着陛阶上的天子拱手鞠躬：“陛下，‘与民争利’历来为圣人所不齿，然则何为民？这些年里，对百姓的税赋日益加重，诸位大人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与民争利。陛下且想，西南七路为何一片大乱？主因岂非就是佃租、田税过重，百姓辛苦产出，十斗中能留下一两斗就已是幸运，稍一遇上天灾，马上就入不敷出，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儿卖女，直到连卖儿卖女都无法活下去，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干脆就揭竿而起。陛下，若是在此之前，朝廷便能明白，那重于猛虎的苛捐杂税无一项不是在与民争利，早一步减租减税，则西南方何至于此？如今，为了平定西南，朝廷大量消耗人马、军饷，屡平不定，反造成了蛮族入侵时的北面空虚。”
继续道：“四方战事既起，朝廷势必要加税加赋，不是加在商人头上，就是加在贫民头上。给贫民加租加税时，众位大人未曾想到‘与民争利’四字，一提到加商税、征盐税，马上便给吾等扣上与民争利的帽子，诸位大人其心可诛！”
韩熙指着宁江：“胡言乱语，你这是胡言乱语。”
宁江冷笑道：“盐铁本就应该由朝廷专营，然而事实上，专营制度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形同虚设。韩相，你如此反对开征盐税，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丰乐、常州两处的盐矿早已为你韩家所占。诸位如此反对开征商税，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大周朝一向重文轻商，人人耻言一个商字，然而哪一个大的商社，他们的背后没有朝官的支持？韩大人，沿海德丰商社的社主是您的族侄吧？路大人，连接着鹃、敬、武、平四州的铜辉商社的背后大老板是谁，需要下官说出吗？赵大人……”
“陛下。”韩熙大声道，“宁江这是信口胡言，德丰商社的社主即便是臣的族侄，然我韩氏族大业大，开枝散叶，偶有不肖之子走上商途，又岂能随便牵涉到老臣头上。宁江这是捕风捉影，无事生非。陛下，如今民心不稳，各项杂税的确应当减免，田税当减，商税也万万不可加……”
“田税当减，商税不加，那朝廷因战事越来越重的各项开支，钱从哪来？”宁江冷笑着，“况且，田税固然当减，然而当前土地兼并已经极其严重，朝廷加了田税，税赋全是加在了在田里耕作的佃民、佃仆身上，百姓苦不堪言。朝廷减了田税，却是减在土地的占有者身上，乡绅地主反趁机增加田租，享受着减免田税带来的好处，底层百姓其实并未减负。我大周朝的惯例，历代唯有那些地方乡绅，才是众位大人口中的‘民’，至于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与其说是民，不如说是‘贱民’，众位大人的心中，何尝有他们的存在？”
此话一出，这些朝官个个面红耳赤，虽然他说的是事实，然而把这种事实血淋淋的揭破出来，自是令得所有人恼羞成怒。
然而这些朝臣，却也都是朝争的好手，很快，各种拐弯抹角的嘲讽、抗争，以及引经据典的攻击，从各个方向泼了过来，整个朝廷，开始陷入了无意义的争辩之中。
东宫，太子宋乾手执书卷，端坐看书。良久，他放下书卷，道：“朝上的争议还未结束？”
在他的对面，坐着太子少师詹同善。詹同善道：“只怕没有这般容易结束，韩相与众位大人，此刻都已气坏。”
太子道：“韩相本为当世大儒，在朝为官多年，一向高风亮节，父皇以往一向对他敬重有加，不知是何人将他气着？”
詹同善道：“便是陛下近来颇为倚重的宁江。此次朝争，起因在于税负上，韩相言，近来百姓穷困潦倒，民心不稳，在税赋上，应当采取轻徭薄赋之策，予民修养，田税应当减免，商税也万万不可增加。”
太子道：“这是老成谋国之论，父皇难道会反对不成？”
詹同善道：“但是宁江却说，底层的百姓，与取说是民，不如说是贱民，田税减之无用，商税也非开征不可。陛下近来为其蛊惑，不肯听韩相轻徭薄赋之言，亦一心想要增加税赋，众位大人正在与那宁江争论。”
太子宋乾面现愠色：“这宁江果然枉为读书人，难道不知民心向背的道理，竟将百姓呼作贱民？此人实乃奸险小人，妄言蛮胡之事，恐吓父皇，使父皇不得不重用于他，仗着自己此次破蛮有功，妄言军事，修改阶级法，使军心浮动，骗父皇行保甲之法，美名其曰寓兵于民，却是短视之举，不为我大周王朝作百年之计。我大周王朝各种税赋，原本就已极重，轻傜薄赋才是正理，他却反劝父皇加重税赋，如此倒行逆施，实乃奸臣。”
詹同善叹道：“幸有殿下明白事理……”
轰轰烈烈的朝会终于散去，金銮殿中，天子宋劭坐于宝座之上，一阵急咳。
阶下，宁江道：“陛下积劳成疾，还宜多做休息……”
宋劭摆了摆手，道：“今日之事你也看到了，朕强行下旨，门下省封驳退回。按照朝例，待朕三次下旨，三次被封驳之后，便要将此事交由朝议，此事恐怕难以通过朝议。”沉吟一阵，道：“右仆射与那几位官员最后之言，你可听到？田税先减，则商税可谈，或许朕应当如他所愿，先减免田税……”
宁江在阶下拱手道：“韩相此策，不过是用来反攻微臣之伎俩罢了。如今西南方战事未平，巴蜀苗夷入侵，北方刚刚割让四州，需要建大量工事，又赔了蛮族许多财帛，即便是以我朝之富足，在此多事之秋，亦逐渐入不敷出。纵然想要减免田税，予民生息，也必须等开征商税之后，多了进项，方才能够做到，韩相身为百官之首，对此岂能不知？更何况减免田税，该如何减，也是颇多讲究，如何保证减了田税之后，地方乡绅、地主不趁机加租，造成朝廷少了进项，大量佃民无法得利，反富了地主乡绅之举？即减田税，又逼着那些地主乡绅减免佃租，那是与全天下的乡绅为敌，自然是不可行的，但至少要保证在减税的同时，那些地主乡绅不加租。然而韩相只言减税，不提佃租，这是为何？说到底不过是在陷害微臣罢了。”
宋劭道：“此话怎说？”
宁江道：“韩相自然知道，除非真的开征商税，否则绝无减田税的余力。他口口声声说要减田税，不过就是占个好名声。今日之事传到外头，韩相屡劝陛下减税，微臣不但强行反对减税，反劝陛下加税，这一来，韩相自然是清风亮节、为官为民的忠臣，平白得了个好名声，日后史书恐怕都还要为他记上一笔，微臣却成了不肯体恤百姓的奸臣，纵连陛下，只怕也成了受微臣蛊惑的昏君。”
宋劭头疼的道：“现在该如何做？”
宁江道：“此事是臣大意了，当韩相将盐税与‘与民争利’四字挂钩时，微臣便应该暂时退却才是。微臣逞一时口舌之利，却让韩相将减田税与征商税强行捆绑。若减免了田税，真的能够做到开征商税也就罢了，然而真要减了田税，开征商税时，仍是不免发生争执，哪怕是争上个两三年，朝廷入不敷出，不得不再将方自减免的田税提起，这一反复，损害的只会是陛下的颜面和威信，到时其他新法也会受此影响。到了这一步，开征商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心中长长的叹一口气，这一次的确是自己失算了，韩熙的“减田税”这一招，可以说，已经完全堵死了开征商税的可能。“减免田税”成了韩熙挥舞着的大棒，为了大局，宁江不得不挨下这一棒，若在这个时候，他与天子再强提征收商税之事，不但成不了事，反而会坐死了昏君、奸臣的名分。
他在阶下拱手道：“明日朝会，便请陛下当众宣布，征收商税之事就此作罢。”
紧接着却又顿了一顿，继续道：“商税之事，已是作废，然而为了其他新法的推行，韩相切不可再留在朝堂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