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罗斯柴尔德的最后一句话，让陈锋稍稍到感到有些意外，似乎他对自己的还真的有些了解。不过，陈锋也没有太在意，接着问道：“金融衍生品让很多人赚到了很多的钱，看到别人在从事金融衍生品的时候，你们难道自己内心没有过一种冲动吗？我知道，你们好像对这些金融衍生品都没有什么兴趣。”
大卫.罗斯柴尔德回答道：“金融衍生品，这个太好回答了。金融衍生品是个非常复杂的行当，那么如果你有很强的实力，有非常昂贵的it的设备，然后有非常成熟的控制风险能力，那么你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即便如此，不久之前，你知道了很多投资银行在衍生业务上也都亏了很多。所以我说只有那些大的金融机构，它才做得起这一个金融衍生品的，但是对于单独一个家族来说，你也去做金融衍生品的话就太愚蠢了。当然我知道在过去二十年，这些金融衍生品创造了大的财富，但是很多人讲金融衍生品使很多人赚了钱，却不讲过去二十年之内也有很多人失意。”
“我注意到你不仅仅会舍弃这些高回报但是高风险的产品，而且还会刻意的远离高速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大卫.罗斯柴尔德摇头道：“我们其实并不是完全想避免这种高增长，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金融危机的当中我们把它撤了，然后我们要重盖一个十四层的非常昂贵的一个办公大楼。那么你觉得这是保守或者谨慎小心吗？我觉得不是。所以保守的时候应该保守，但你觉得事情该做的时候还是要去做。”
陈锋点头道：“在很多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中，常常提到这样一句话，‘在别人悲观时，往往就是这个家族看到希望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你们是不是看到了机会，机会在哪里？”…,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卫.罗斯柴尔德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后，才接道，“如今这场经济危机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我们整个金融秩序都受到强烈冲击，金融系统也重病缠身。现在世界各地的资产价格都在大幅下滑，即使那些质量比较好的资产也不例外。所以从投资的角度看，如今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投资的机会很快就会来临。现在的商业机会很多，可供投资的领域也很多。如果你每天都想着赚钱，或者很在意赚了多少钱，你就会经常犯错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想一想，你就能辨别出很多好的投资机会。我觉得最聪明的投资就是不要过度频繁的投资，而是把握关键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不是成为一个积极的演员。”
“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大多数对于你们家族的描述都是20世纪之前的，而且在二战之后的资料很少。这是不是家族刻意向公众做出来的一种姿态？”
“不是的。”大卫.罗斯柴尔德摇头道，“在19世纪，我们家族非常有势力，我们有很多钱，我们可以参与一些很重要的事务，甚至能够给一个国家、给一个政府放贷，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但现在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他们也没有能力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放贷。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我们家族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我们的财富在子孙之间是被划分的。我们也碰到了挑战，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家族的一些渊源：我们得有自己的影响力，我们仍然要和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保持联系；但我们不再做‘融资‘的角色，我们更多的是做‘公众‘的角色。对我们家族而言，我们并不关心有多少钱。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与一些政要或者权贵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的能力在于给他们提供资金，或者成为他们的智囊团。我们经常会碰到有意思的投资项目，很多会牵扯到政府，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我见过很多很有钱的人，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影响力；也许他们的财富非常庞大，但是他们并不能影响别人。我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不仅有家业，还有影响力。”
“从你的家族200多年历史来看，究竟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陈锋一脸虚心求教的表情看看着他。
大卫.罗斯柴尔德带着欣赏眼神的说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顶尖的交易员、顶尖的商人，能够嗅出商机。我觉得这些人是特殊的人才。在罗斯柴尔德的第一代当中，可能有一点这种从商的天赋。但是在我们后面几代人中，我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天赋。对于不具备天赋的人，就要像一个农夫一样，兢兢业业地去观察时势，然后做出最好的决定。”
“谢谢，跟你这番谈论，对我受益匪浅。”陈锋真诚的感谢道。
大卫.罗斯柴尔德笑着说道：“能跟你这位杰出少年英雄谈话，我本人也感觉非常的开心。其实，真要说起来，我们跟你的华腾集团早就已经打过交到了，几月前，你们华腾买下好莱坞两大电影公司的股份，就是我们中间做的斡旋工作。”…,
这件事陈锋便不知道，当下不由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上次还真的多谢你们了。”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感谢。”大卫.罗斯柴尔德笑着说道。
紧接着，两人又聊了将近但半个小时，才结束了这次的谈话。
两人谈话结束后，陈锋这才出得房间，回到自己的卧房，看看时间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算算时差老家那边差不多下午一点多钟，陈锋就给红叶打去了电话，告知明天就飞回中国。
两人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才彼此挂了电话，陈锋正要给卡琳娜打电话，却是意外的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号码。看显示的号码应该是英国的。
迟疑了一会儿后，陈锋才接听了。
“你好，请问你是long，中文名陈锋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声，说的是英语。
陈锋虽然有些吃惊，对方居然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但还是马上肯定的回答：“是的，我是陈锋，请问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你好，long，我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高级助理鲁思.特纳，我受首相委托，要请你明天来唐宁街的首相府做客。”
陈锋听到这消息不由发愣，布莱尔居然邀请他去唐宁街做客？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一些。
犹豫了一会儿后，陈锋还是实话实说的说道：“不好意思，我早已计划好明天一早就乘机离开英国的，所以，布莱尔首相的邀请，我只能说抱歉了。”他还记着赶回去过自己大儿子的周岁生日呢。当然没工夫在英国做太多耽搁。更何况他对布莱尔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好感。
“long，布莱尔首相是非常有诚意的邀请你来唐宁街做客的。所以，还请你不要拒绝。”鲁思.特纳强调道，“若是你觉得的话，这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还请你郑重考虑。”
听到她这么说，陈锋就有些犹豫起来了，在原来的历史中，这布莱尔可是连任了三届英国首相的，现在就得罪他显然那有些不好。毕竟人家可是大不列颠这个老牌帝国的元首。
沉吟了好一会儿，陈锋才非常不情愿的说道：“那么好吧。不过，你能尽量将时间安排在明天早上吗？”。
“可以，首相早就叮嘱我，让我尽量听你的。”说到这她故意顿了一下，“那么，时间就安排在明天早上九点钟吧。”
陈锋当然是希望越早越好，九点钟虽然稍微迟了一些，但毕竟人家是首相，陈锋也就默认了。
一夜无话，陈锋第二天起来，抱着速战速决的心态，第一时间便带着自己的随行保镖，向着唐宁街出发了。
唐宁街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白厅，在骑兵卫队阅兵场和圣詹姆士公园的一角，距离西敏宫只有数分钟的路程。唐宁街由乔治.唐宁爵士，第一代从男爵所修建，街名亦以他的姓氏命名。唐宁本人是一位军人和外交家，曾为先后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英皇查理二世效力。在后来，查理二世赐一块贴近圣詹姆士公园的土地予唐宁，那一块土地就是今日的唐宁街。首相、财政大臣和党鞭都居往在街的一边，而据唐宁街的官方网页所载，最后一位以私人性质居住在唐宁街的人，是戚勤先生（mr chicken），但有关他的资料却十分缺乏，只知道他在1730年代迁出了唐宁街。街的另一边在19世纪起为外务部的建筑物所占据。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经有计划把外务部的建筑物和唐宁街的其余部份一并拆除，以兴建一些“更富时代感的东西”，然而计划一直搁置，至今也没有落实。…,
现在所知的唐宁街来自一个人的策划，他就是乔治.唐宁。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唐宁街10号紧闭的大门无赖”－一名间谍和叛国者－他看到，在伦敦重要地段上建造房屋是一个迅速发财的好办法。在克伦威尔的核心集团里，他被任命为英国驻荷兰海牙大使，他在那里同流亡在外的英皇室成员做斗争。但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里查德代替了他的职位。唐宁认识到英联邦即将没落，他便开始争取在新政权中的地位。 他完全背叛了以前的盟友，转而全力效忠国王。为此，日记作家塞谬尔.佩皮斯描述他为“背信弃义的无赖”。幸运的是，英国国王认识到唐宁所获信息的价值。尽管他在伦敦塔中待了两个月的时间，但他在王朝复辟后仍然得到了不少的荣誉和奖赏。
18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势强大的君主被议会所代替，而将首席大臣安置在与他们地位相符的大楼内成为提上日程的一件要事。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将唐宁街上的房子以及俯瞰英国皇家卫队的房子赠送给罗伯特.沃伯尔爵士。他当时的头衔是第一财政大臣，实际上发挥着第一首相的作用。沃伯尔不愿把唐宁街的地产作为私人礼物。相反，他要求英王允许他和他的继任者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都可以使用。 直到今天，唐宁街10号一直是英国首相们的官邸。而门旁邮箱上还留着当时镌刻的“第一财政大臣”的字样。
诺斯勋爵于1770年被封为第一勋爵，他成为下一任搬入唐宁街的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唐宁街10号又增加了一些最为独特的特点——门廊铺上了黑白相间的棋盘格地板，门上增加了著名的狮头门环。
1877-1937世纪之交的唐宁街10号转变成了一个现代而宏伟的 住所。一战爆发时，内阁房间 (ca逼 room) 成为国家的控制中心。1918年11月11日最后宣告战争结束时，市民们聚集在唐宁街，劳埃德.乔治从窗子向他们证明了这个消息。
英国最年轻的首相皮特曾在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期间居住在唐宁街10号，他使唐宁街10号成为政治活动的集聚地。他在这里制定了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计划，其中包括议会改革和自由贸易计划等。 皮特热情好客，喜欢喝波尔多红葡萄酒，他还邀请客人到官邸做客，其中就包括威廉.威尔伯福斯（他致力于废除农奴制的工作）和乔治.坎宁（后来担任外交大臣和首相）。皮特于1806年去世，年仅46岁。他在唐宁街10号生活了20年，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
唐宁街曾住过不同的官员。在某些情况下（如联合政府组阁），唐宁街11号不是财政大臣的官邸，而会让副首相或具副首相地位的人士居住。有时居住在唐宁街的官员不会真正以唐宁街为居所，而只会在正式场合露面。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自1881年起，曾占用了唐宁街10号、11号和12号。原因是他当时兼任了财政大臣一职。自英国工党在1997年赢得大选后，唐宁街的住房分配再出现了变化。由于布莱尔上任首相时已婚，又育有3名孩子，所以他初时搬到较宽敞的唐宁街11号，至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上任时仍然没有结婚，因此他搬到面积较细小的唐宁街10号。而唐宁街10号名义上仍旧是首相官邸，相关的办公室亦没有搬离。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布莱尔在任内生了第四名孩子，而戈登.布朗又结了婚，两个家庭都需要更多空间，所以贝理雅进而占用唐宁街10号，戈登.布朗一家则唯有搬到附近的私人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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