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的一生都是简朴的，作为政治局大长老他理因享受最高特权，但是对此他从来都是拒绝的。在克林姆林宫他只有一个办公室，外间是办公里间放一张行军床，这就是他的家和工作的地方。他从来不大吃大喝，一日三餐都是列巴，顶多加点鸡蛋和牛奶。至于穿着，他恐怕也是苏联领导集体中最简陋的一个，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出席重大场合才换上一身妻子亲手给她缝制的西装。
这还是小节，能做到和他差不多的在苏联领导集体也不是没有，比如苏斯洛夫几乎就是和他一个样。但捷尔任斯基有的不光是小节，对待家人他也从来不高特殊化，他在莫斯科郊区没有领导人别墅，全家五口人一直住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分配给他的一间小公寓内，配发给他的汽车从来是能不用就不用，而且绝对不给家人使用，用他的话说这些都是国家和人民给他办公用的，怎么能够公器私用？怎么能够浪费？
捷尔任斯基的儿女们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他始终认为“父母溺爱和娇惯孩子，满足他们的任性要求，他们长成就会堕落，成为意志薄弱、自私自利的人。因此，父母的爱不应该是盲目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子女一直接受最普通的教育，一切都靠自己的努力。一个孩子成为人人民教师、另一个成了卫国战争中的英雄，还有一个一直都是普通的工人。虽然跟他们的父亲相比他们取得的成就差了很远很远，但是在品性和节操上他们却是跟父亲高度一致的，都是严谨自律的人。
捷尔任斯基走了，但是他的精神却将长存，谢列平和苏斯洛夫接过了他留下的接力棒，继续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
老革命中有走得轰轰烈烈的，但也有走得寂静无声的，比如说斯大林、比如说米高扬、比如说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他们死去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关注度，仿佛世间早已将其遗忘。
当然，他们的寂静无声是可以理解的，能默默地死去已经是一种恩典了。还有一些老革命，虽然死去得也是无声无息，但是跟斯大林之流相比，他们又要特殊许多。
比如说加米涅夫，比如说季诺维也夫，比如说柯伦泰。
失势之后，加米涅夫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被分配到奥伦堡的一所大学教书，培育过一些人才，但是其政治倾向始终是个问题，最后的几十年里除了骂列宁、骂托洛茨基、骂斯大林、骂李晓峰、骂斯维尔德洛夫之外就没有别的爱好了。他留下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稿，最终在1940年抑郁成疾黯然死去，1960年其遗体被送回了莫斯科，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
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过得稍微好一点，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始终处于摇摆状态的人。失去权柄之后，他没有像加米涅夫那么激愤，平静看上去如此的接受了这一切，一直在基辅的大学从事早期历史的整理工作，后来出版了一本早期历史研究的专业书籍，1962年在基辅病逝。
柯伦泰倒是比上面这两位过得精彩的多，同德宾科离婚之后，这位女权主义者又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在革命后半程中，她的工作重点已经转为了妇女解放上，长期担任全联盟妇联主席。1952年死于莫斯科藏并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进入到六十年代后，老革命的凋谢呈现出爆发性趋势，越来越的老革命熬不过七八十岁这个关口，几乎每个月都要开追悼会。以至于某一段时间李晓峰和雾风耶维奇的宝贵时间要被追悼会占据一大部分。
但是就算这种“无聊”的仪式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但是不管是李晓峰还是雾风耶维奇都没有“叫苦叫怨”的意思，他们毕恭毕敬的参加每一场追悼会和葬礼，对那些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致以崇高的敬意。
用李晓峰的话说：“不尊敬前辈的民族是无根的浮萍，不足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没有历史，苏联也就不是苏联了。”
老革命在倒下，新革命在崛起，从1950年开始，联共布的换血速度就陡然加快了，一大批新的革命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这些新鲜血液的到来不光是弥补老革命凋谢的空洞，甚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他们不像那些老革命，要么拘泥于理论，要么对理论一窍不通，他们的思维更加敏锐和活跃，能诞生出许多从来没有的新办法。可能这些办法并不一定都是有用的，甚至还有不少糟粕，但是创新思维始终是人类得以进步的根本。
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废除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全面改革的年代，这个变革的时代正好需要这些极具创造力的新人，双方一拍即合，摩擦除了夺目的火花。
当然，变革也意味着挑战，新思维中的一些糟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1955年，党内党外诞生了一批新反对派，他们公然宣布已经落伍了，认为要全面的自由才能让国家更加的强大。在英美的暗中支持下，他们妄图推翻苏联现有的体制，妄图开展一场所谓的“新革命”，但是以李晓峰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站住了脚跟，将这些所谓的“新革命”者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保证了苏联的稳定，让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第一次颠覆苏联的阴谋已破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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