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好之声自然是大有其人，这无奸不商自古就是国人的认识，报纸上引用广州公布的信息，这两名首犯非法收益多达数十万良白银，事实上造成了对股东的侵害，更是将这种不合法和赤果果的掠夺行为比为拦路抢劫和盗匪行径，拦路打劫数十万两白银，和这种利用卑劣手段抢劫百姓的手段实属一致，提议者甚至直言，流放的处罚过轻，应当处以极刑。
而反对之声也是大涨，尤其是以李提摩太主持的天津时报，在这些洋人眼里，这株连之法完全不符合西方法律的精神，虽然，这时代大英帝国的律法中，对于重罪囚徒最常见的处罚也是流放到毫无人烟的澳洲。
而国内清流、文人也是态度各异，有人撰文抨击两广断案依循旧律，顺便把新政府也抨击一番，成立半年多的新政府，至今宪章未定，律法无据，更别提君主立宪下原本应该有的参议院、众议院。
也有中立人士，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提出至今宪政需要的高等法院毫无消息，这断案还是各地大佬和地方行政官员为之，缺乏监督机制，当然，对于违法是不是应该重责，这些人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赞同乱世重典之说。
一时间，这起突发事件吸引了国民的大部分注意力，这件原本算起来并不算特别的奸商案件，之所以立刻成为国民关注的中心，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这起判决相关联的广州成立的证券交易中心。
随着这个官办的证券交易中心三年间的潜心发展，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已然悄悄形成了中部上海和南方广州的两极局面，但是，上海滩的金融根本正因为它是西方银行的聚集地，这紧邻黄浦江、后世称之谓外滩的地方，英法美俄德等诸多西方银行林立，靠着向中国输出资本，充分享受着东方大国的经济红利。
而广州的情形却恰恰相反，目前广东已然是国内工商业的领军人物，广州城外的工业区，云集着国内沿海省份绝大多数大家族和大商户的身影，而领略到广东开放的贸易环境后，几乎所有想要进一步发展的商户都选择了继续在广东发展，因为这里拥有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金融环境和融资空间，更有让人咂舌销售和海上货运吞吐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两广、江浙、直隶，南洋银行已经是巨无霸般的存在，金融通兑无疑是支撑工商业的催化剂。
报纸媒体吵吵嚷嚷的争论，却出人意料丝毫未影响两广总督府的判决，很快，报纸上就公布了两广总督府刊发的案情始末，深度揭露了奸商是如何利用广州证券交所获取股金，然后将百姓入股通过左手换右手的方式放入自家的银库，轻轻松松都掠夺多达五十八万两白银的事实。
而公布案情的当天，两名首犯就被押解登上驶向遥远南半球的货轮，而根据判决收到株连的案犯家人也倒霉的送往南洋婆罗洲，这虽然还算不上家破人亡般的处罚，但惩罚之重，却足够让所有有同等行为的奸商也不能入寐。
就在文人清客们还在为如此判罚是否妥当之时，两广总督衙门接二连三的有投案的商人来寻求从轻发落，对于这些商人，赵烈文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一律都依照他们所作所为科以数倍重罚，不过这流放、株连的罪罚倒是省了，算是给予一次自新的机会。
消息见诸报端后，这下子，就练洋人的报纸也是集体失语，这时代，在伦敦、美国等欧洲股市，操纵股票、恶意炒作、伪造消息、故意商业犯罪横行，而号称文明国度的列强国家，碍于法律条框和证券法律的不健全，根本无计可施，可以做的，唯有小心应对，而这一切，竟然在远东，这个被列强称之为野蛮国度的地方，以这种凌厉的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一名英国记者在香港《东方报》上刊发在广州的调查新闻，他惊奇的发现，两广实行的虽然是官方主导的经济，但是在市场行为上，官方并没有任何形式的进行控制，反倒是极力提倡市场管理归属商人的理念，这里，已经成立了纺织、农业加工、零件加工、钢铁产业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的管理和严苛的法律来杜绝违法的市场行为。
他在深入调查后，更是隐隐发现，广州工商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似乎都与当地南洋银行的存在密不可分，而更深入的调查，则让英国根本看不明白其中的关联，南洋银行与德意志帝国银行、大批英资银行都有密切的交易往来，而这家中国银行的规模，仅仅通过侧面了解，英国人已经发出了惊呼——“一个东方金融帝国已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