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如今的昭文相公。当日昭文相公正查探引洛入汴的河道，恰巧遇上公人抓小的一家，便为小民作主。后来相公挖通河道，在周围各县劝民立社，小的便是那时与同乡人建了个买卖社。如此苦做了几年，乡人都得了便利，小的也积攒下了些钱财。”
孙二郎发家的过程没有大风大浪，也没有过天降横财，就是靠着持之以恒，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家财。从最早的买卖社，到后来几家信得过他的人家立社，向洛阳城卖当地的土产，从洛阳贩货物回乡卖。他的生意利润都不高，但一直稳定，慢慢走到了今天。
王安石要听的就是这个慢慢发家的过程，商业怎么互通有无，怎么联络城乡。孙二郎生意做大的过程，一直都跟三司铺子有关。他收的土产是卖给三司铺子，货物也多是从三司铺子贩来。从开始的偶有赊欠，到后面的现钱现货，规模越做越大。等到接唐大姐铺子碎布头衣服生意的时候，已经有资本积累了，发现市场很快就做大。
跟洛阳城里的那些商家不同，孙二郎发家的过程，基本跟银行无关。他们的余财存入银行，是贪图有利息，而且安全，但却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钱。
小生意风险大，生意人怕背上债务，一有意外难以翻身。银行也嫌贷钱给他们的风险太大，不愿意做他们的生意。银行的放贷业务，还是以公司为主。
王安石留意的，是孙二郎这些年到底做了哪些生意。买卖社的时候，是以从城市向乡间贩运生活物资为主。后来做得稍大，开始从城里向乡间贩运农具。
说起贩农具的时候，孙二郎来了兴致，对王安石道：“不瞒官人，那几年，小的靠着向乡里卖各种农具，着实是赚了不少钱。最开始农具贩回来，是卖给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有本钱，家里的地也多，用得着这些。但不过一二年，这些大户人家的生意便就不好做下去了。一是农具结实耐用，爱惜的人家，一副犁铧用一辈子也不稀奇。再一个大户人家知道了路子，官府又让三司铺子方便乡下人买，我们的就卖不出去了。后来无法，小的想起当初昭文相公在周围县里立各种社，其中就有牛社之类。便就又托人到京西路南面的几州贩牛，与我们的农具一起，帮着乡里人立社。如此，又红火了几年。那几年，着实是靠着各种农具赚了不少钱。乡里人有了农具，地也种得好了，产粮多了，着实两得其利。”
王安石对此事甚感兴趣，问道：“既然做得好，后来为何不做了？”
“做的人多了，官府又劝立社，没大利息，便只好改做别的了。”
当年做农具生意，后来兼且贩牛，孙二郎那几年，不但是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围不少地方的农业发展。因为这事，他在本乡的名声极好，有乡间有德行的人之一。后来各种生意做得顺利，与此不无关系，人人都信他孙二郎。
农为天下根本，工商业发展要与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社会的根本进步。中国是个大国，与小国发展注重贸易不同，单纯的重商主义畸形发展是不行的。
孙二郎的经历，便就是把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及时跟农村对接起来，形成一条合理的链条，从中赚取利润的过程。他的经历很难复制，没有当年在金水河边的经历，与喜庆幼年时的贫贱之交，就很难抓住洛阳工商业发展的脉搏。他无意中打了一个时间差，等到官府主动来做这些事情，市场空间便就很快缩小了。
正是听了孙二郎的故事，王安石才在今天亲自来问。孙二郎的经历，就是接下来的工商业改革，怎么利用会社会组织，跟农业对接起来的宝贵经验。跟农业对接起来，王安石才真正把握住了工商业改革的意义。明白了意义，王安石才知道该如何去做。
至于两位押司为首的吏人闹事，对王安石来说就是一个小插曲。他的错误，是在刚刚任知县的时候，过于忽略了工商业改革，给了吏人们上下其手的机会。改正这个错误，对王安石来说最主要的认识，具体的手段他有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