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