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前面正堂，见来的宣诏使臣是自己的熟人，石全彬和刘永年。
刘永年正二十出头的年纪，身躯高大，膂力惊人，武艺出众。西北大胜，对他这样对武事感兴趣的年轻刺激犹大，每每恨不能身临其境，杀敌建功。此时见到徐平不由两眼放光。刘太后身后，他那一系的外戚已经烟消云，没有了外戚势力，刘永年只是一个自小长在赵祯身边，关系特别亲近的人而已。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他看作赵祯的义子，待以殊恩稀松平常。至于赵祯有没有跟他母亲有什么不明不白的关系，就不是徐平这种人去关心的了。天子无家事，那也是台谏词臣的事，与徐平无关。至于刘太后当政的时候，他家里亲戚跟徐平的那点矛盾，赵祯都能够不延及刘永年，徐平又有什么放不下的。
设置香案，行礼如仪，接了诏旨，大大出乎徐平意料。
离开西北的时候，徐平接到的任命的是参知政事，没想到行到洛阳城，改为了集贤殿大学士、同章书门下平章事，为次相。参知政事不一定是最后的任命徐平想得到，直接升次相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此一来，两府宰执的变动就大了。
收好诏旨，徐平对石全彬和刘永年道：“二使数百里奔波，路上辛苦，且摆个宴席为你们接风。”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边的随从去取金银酬谢。
对官员来说拜相是绝大的事，要流水一样的赏钱发出去，几乎是见者有份。这是一直以来的旧例，徐平的家里又不差钱，两人高高兴兴地收了。
酒宴摆好，饮了两巡酒，徐平问二人：“为臣拜相，自然是天大之喜。出仕为官，谁不想着能有这一天？只是我做集贤相公，政事堂里变得就大了。”
刘永年嘴快，道：“李相公坚辞，去西北做了七路经略使。晏相公做了昭文相公，都护就做集贤相公，倒也没有大变。”
徐平吃了一惊，仔细问才明白，原来是李迪主动离开了政事堂，自请到西北去了。
都护府撤销，徐平回京，西北必须要有重臣坐镇，而且去的还不能是一般人。现在那几路的经略使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即使不管禁军不做帅臣了，也都是极能折腾的人物。王沿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在官员中都算杰出，可他在那几个人中，却也有些坐不住位子的感觉。范仲淹和韩琦自然不必说了，方偕是敢向朝廷提条件要大权，不答应就另请高明的人，吴遵路软硬不吃，谁的账都不买。徐平凭着自己的功绩和资历能压住他们，一走，西北就再没有一个能够让众人推服的主事人。
党项被灭，其地初定，这个时候必须有强力人物坐镇。这几个人能力没有问题，可凑到一起就有问题了，相互协作配合的事情往往定不下来。
能够压住他们的，朝里没有几个合适人选。范雍和夏竦在西北自己搞砸了，现在去没有人会理他们，晏殊又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算来算去，只剩下李迪和吕夷简了。李迪比吕夷简的年纪大许多，但身子却比他硬朗得多，没有办法，最后只有他去。
如此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徐平回京之后，要照顾两府的平衡。前线大胜，枢密院的声望大涨，权力在急速扩大，稳稳地与中书门下分庭抗礼。李迪在中书，能够跟枢密的吕夷简分庭抗礼，徐平在中书也同样能够如此。但如果让李迪和徐平一起在中书，就又要把枢密院压下去了，不利于后面的军改。为了让军改顺利，徐平回京，李迪应该走。
叹了口气，徐平觉得挺对不住李迪的。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跑到西北，稳定下来怎么也要两三年的时间。自己中进士，踏上官途，前期有些小挫折，但在升到中层之后，却一直受人提携。从最早的张知白，到后来的王曾，到现在的李迪，是他们把自己拉到了宰相的位子上去。
当年寇准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宰执，是因为宋太宗急于清理旧势力，特意扶持他们这些人，徐平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前面人才济济，赵祯也没有清理旧臣的想法，能够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做到宰相，还要超过寇准，真要感谢这些老臣。
内忧外患之下，大家纵然还有私心，但行事没有因私害公。从徐平入三司，大家通力协作之下，最终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前面的几位宰相如此，徐平突然有些怀疑自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宰相的责任来。到了宰相这个位子，就不仅仅是能做事就可以了，作为群臣领袖，宰相是要真地治天下的。
宋朝的相权，单论哪个宰相，相权并不强大。但把宰执加起来，相权就极重了，远大于秦汉之后各朝的相权。与士大夫共治下天，不是说说的，这是真正的制度。空前的中央集权之后，皇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矛盾有，合作更多。
两府现在的人事，首相晏殊明摆着就是备位的，他除了资历，没有可以压制徐平的地方。他自己想做个太平相公，徐平只要让他做太平相公就行，真正的担子在徐平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