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范仲淹等人的态度上，而在于那一个他们坚持的道字上。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拼命实现的，甚至不计较个人荣辱，不计较生前身后，哪怕永坠地狱也要为之不屈不挠奋斗的，那一个道是不是真地存在？是不是真地正确？范仲淹等人开始树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虔诚，但要远远比宗教虔诚更加决绝的精神，这种精神每当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便就愈加散发出光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时候这种精神，最加可贵。
这种光茫现在的徐平都要退避三舍，与范仲淹一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远不近的关系。道不同，不相与谋，徐平坚持的道路与范仲淹等人不一样。
从入朝为天章阁待制，经过了这几年的京城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范仲淹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奸佞小人，是天下不能太平富足的最大阻碍，要想朝政清明，就必须赶走这个小人。现在，范仲淹要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了。
他不考虑身家性命，不考虑个人荣辱，做了最坏的打算，要与吕夷简同归于尽。既然吕夷简是小人，自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范仲淹甚至不考虑自己这么做合不合朝廷法例，也不考虑别人怎么看。
这是让徐平最无语的，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就跟吕夷简对京西路的经济问题非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一样，让徐平无所适从。在他想来，大家能不能好好坐下来，问题分析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这样天马行空。
范仲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但是他即使失败了，吕夷简从此也要背上道德的包袱。徐平从来不忽视道德的力量，吕夷简在政事堂掌权的时间和做的事情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宰相，但他的官声，他在政坛上的能量，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与这种地位远远不相衬。以吕夷简现在的权势，如果有王旦哪怕是王曾那样非权力之外的能量，他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京西路问题，徐平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哪里像现在，徐平公然招集京西路官员写《富国安民策》，与吕夷简对抗。
范仲淹怎么败给吕夷简，吕夷简就会怎么败给自己，对这一点徐平深信不疑。最多最多，也就是中间多些波折罢了。徐平担心的，是如同吕夷简斗败范仲淹背上道德包袱，自己到时倒斗吕夷简，也会背上政治包袱。这种政治包袱，会严重影响改革的进程。
范仲淹的精神能量，适于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在生死亡之际需要什么便就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显眼，一腔热血洒错地方也难。但是用于兴国对大家来说实在太累了。虽然他认为现在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大道不昌，国事艰难，外有强敌，内部弊端丛生。但实际上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是冷静下来，大家好言好语好好做事得好。
吕夷简玩弄权势的手段适于守成，但现在已经没成可守了，他还这样做，便就是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从这一点来说，范仲淹还真没有看错他。以前在京城，王曾压着不让徐平有太大的动作影响朝政，是因为赵祯刚刚亲政，要让小皇帝有个适应过程。现在赵祯成熟起来，王曾都知道改变了，吕夷简反而变本加厉。
看着晏殊在长官厅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到处乱转，不时长吁短叹，徐平无言以对，只能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天下大势如此，人力有时有穷尽，现在就担心范仲淹被打击，会不会动摇晏殊本就不太坚定的心，不再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抬眼看窗外，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朝阳处的几株牡丹，早已经急不可耐地展开了花蕊，露出国色天香的姿容。几只粉色的蝴蝶在花间飞舞，仪态从容。
徐平猛然惊觉，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时代的顶端，不再是当年奔波万里的懵懂少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