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来，扒拉去，黄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对湘军的散兵游勇，如马新贻之“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前头已经说了，江宁的情形，本时空的洪绪元年，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
湘军屡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较之轩军，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但是，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马新贻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阅之后，步行回署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张文祥突然闪出，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
一边是校场，一边是总督署，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传令官、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
张文祥其人，仔细想一想，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厉，尚在其次，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思之令人惊心！
这个“死”，不是“引颈一快”那么简单，如果上了刑场，其所被者，是千刀万剐，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这一层，张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这个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结，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张文祥被捕之后，不能自杀，不能瘐毙张之万、魁玉的担忧，根本就是多虑，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根本就不要“杀人灭口”张文祥必须上刑场，熬那痛苦无比的“鱼鳞剐”，这一层，受命之初，他应该也是明了的。
还有，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但可以想见，事前，张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后主使也好，都有足够把握，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后主使的能量，岂不令人心惊？
关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湘军虽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宁一带，湘系的势力，依旧深厚无比。
不过，认真说起来，目下的湘系，真正可以呼风唤雨、如心使臂的地盘，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
若以长江为界，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江北，或者苏南、苏北；以此为基础，江苏的局面，原本是一分为二的：
苏南的大半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归江苏巡抚管辖，是轩系的势力范围；苏北徐州、海州、淮安、扬州、通州，以及苏南的江宁，归两江总督直辖，是湘系的势力范围。
伊克桑杀李世忠，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同时，也从安徽入手，不显山、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之后，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两淮盐务整顿，正式大举展开。
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两年下来，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说轩系，也借盐务整顿，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失地”。
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湘系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其实已经对朝廷、轩系以及关卓凡、赵景贤本人，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曾系”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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