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其中发到东北去的,朝廷‘协助生业’,给种子,给农具,给牲口,嘿,开荒开得最多的一户,足足开出了好几百亩!‘在旗’的时候,这户人家,真正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呢?不但一家子吃饱穿暖,还雇了长短工,正经一不大不小地主了!”
“艮翁,只要路子是对的,咱们就去走!走上去了,后边儿的人,看这条路果然走得通,自然就跟了上来。到时候,竖大拇指的,说车轱辘奉承话的,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四字,听来虽然古怪,但倭仁不及细辨,在理、在情、在势,他都不能不“心服口服”了:“是,倭仁谨遵王命!”
好,你终于入我之毂了。
*
倭仁的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并非杞人忧天,关卓凡的“恢复唐、宋旧制”,确实包含着更加深刻的、不能明示于他、更不能公之于众的用心。
确实不是“恢复”,而是“改易”,且是脱胎换骨的“改易”,“恢复”神马的,仅仅是一个幌子。
“时务”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定义,就是一个大筐,不管是什么,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往里边儿装。
关卓凡要往“时务”这个大筐里装什么呢?
除了时政地理,自然是近现代科技知识、近现代文明观念。
这些东东,等到读书人“进士出身”之后再去灌输就像恭王办的“同文馆”那样,就已经晚了。人家都已经是“天子门生”了,你还把他当做啥也不懂的“童生”来对待,别说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等等观念问题了,就是自尊心,也接受不了啊。
关卓凡要从“童生”阶段,甚至更早,从“读书人”还没有任何名头、一个铜板也不值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灌输这些东东。那个时候,正是“一张白纸好画画”。还有,也是更重要的,这些东东都是“必考题”,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如此一来,一个个“读书人”,还不抱着“时务精义”,如饥似渴的大啃特啃?
如此一来,无需太长的时间,也就十年八年下来,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妙的是,这个极其重大的“改易”,确实没有动“读书人”的奶酪:我还是用你们用“另有所学”的你们。从“童生”、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学,推倒重来的痛苦大大减轻,学什么不是学啊?
是不是什么奶酪都不动呢?
不是的,应该动的、必须动的,还是得动,这就是“时文”八股文。
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继续允许无用的“时文”当道,有用的“时务”的路,走起来就不会顺畅,关卓凡必须把“时文”这块拦路石搬开。
关卓凡的招数,就是用“贴经、墨义”来打“时文”。“贴经、墨义”只需死记硬背,中式的难度,远逊“时文”,则读书人在其上所费时间、精力,较之“时文”,就大大减少了,多出来的时间、精力,自然就会放到“时务”上面。
“贴经、墨义”和“时文”二择其一,任一“中式”,即可算经义“中式”,世上大约没有那个傻瓜,会弃易就难,则“时文”八股文,很快就会衰落下去,直至彻底无人问津。
到时候,“时文”退出科举考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贴经、墨义”考的也是经义,也以朱熹的注释为本,这一点,和“时文”无二,表面上,“大方向”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关卓凡的“恢复”的。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给考生“减负”罢了。
这一切改变,都是在“给读书人更好、更多的出路”名义下推行的,真有人想出声反对,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改造科举制度,使其尽量为我所用,固然是关卓凡所欲,但他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借恢复“时务策”,向“亲民之建治”派驻“时务训导”,由此肇造,在全中国范围内,大兴近现代化之学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