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理论物理学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突然想，哎呀，你们说，宇宙会不会是膨胀的——实验物理学家结合二三十年的观测，得出一个答案，宇宙红移。很好，两人同时得奖。
所以，理论物理学家看不起实验物理学家是有原因的，你们是吃我葡萄皮长大的矮孩子，就算娶了penny又怎么样呢。
当然，有时候，实验物理学家不鸟理论物理学家也是很惨的。比如钱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红烧肉吃的撑住了，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质量，得出一个钱德拉塞卡极限的东西，然后拿到会议上兴致昂扬的宣读，结果被人当场撕碎，实验物理学家们也顺势将之嘲笑。直到三十年后，钱德拉塞卡极限被证明，再二十年，钱德拉塞卡得诺奖，73岁才将当年的红烧肉消化了，也是心塞的紧。
这两个故事也告诉科学家们，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不要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发现了点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想也不想的冲上去宣读。
想要做那种，随便说点什么话，就有一群人跑去帮你证明的人，你得首先是一个说得出有价值的话的人。
强悍的大科学家，对于自己做不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不了的课题，就像是丢一根被啃过的骨头似的，让大家去争抢。
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别人也能得到实惠。
有的时候，强悍的大科学家也会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无意间从牙缝里，调出前天没咽下去的肉丝，有反应机敏的将之抢走，也是没办法的事。
拾人牙慧什么的，对科学家来说，也算不得恶心，比这更恶心的事，大家都在研究呢。
一场酣畅淋漓的讲座，用时整整两个小时，中间连一个休息都没有。
看到后面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到了，杨锐才放缓了语速，合上讲义，道：“今天的内容，讲的还不是非常具体，另有一些问题，尚未说到，我们明天还会有讲座，欢迎大家再来。”
说这个话的时候，杨锐也是有些不安心的。明天要是人变的太少了，那可就尴尬了。
天底下的事，不是你拿出了好东西，大家就会认，若是那样的话，科研界可就轻松了。
杨锐看向下方，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杨锐。
杨锐没再说话，他是讲完了。
瑞典人也没有要站起来发言的意思，他们的集体主义在此时表露无疑。
杨锐有点失望，怎么说也是很精彩的项目来着。
迟疑中，杨锐走下了讲台，如果动态质量重测法行不通的话，他就得快点考虑转向了，在瑞典呆的越久，他的态度就越分明，得有足够的声望才能继续呆下去。
一步，两步，杨锐就要走出门的时间，掌声突然响起。
还有几名瑞典人，一边拍手，一边走上前来，似乎在表达隆重之意。
杨锐莫名的觉得自己像是帕瓦罗蒂锐：刚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剧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