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当上院士。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所以，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但是，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
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自本国出发，获得世界级的成就，是最顺当的一种，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58年得了一次奖，80年又得了一次，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尤其是第三种，打脸一时爽，年年要内耗。
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
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一位是朱院士，一位是景存诚。
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
听起来复杂，但是，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
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给自己投票，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
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
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反正，只要梳理一圈，没有碍事的疙瘩，他就满意了。
最后，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