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有没有错?当然有错,而且曾经大错特错,例如西方初期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者,初期帝国主义之压迫别国人,都是大错。但他们因实行民主,不去封闭别人的嘴巴。马克思可以在伦敦召开共产第一国际大会,发表《共产宣言》,而不受禁止,便是证明。因此,在民主与自由制度之下,他们的过错不断获得暴露与改正,议会成立了,保护工人的立法制定了,工人的生活获得充分的改善。两次大战的教训,殖民地也独立了。孔子赞扬大禹“闻过则喜”,又说“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而指出一般常人却掩饰过错。孔子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但他没有想出可行的好方法。西方人想出来了,他们用民主制度,使每一个当政者变成圣人。至少能做到了:当权者的过错,“如日月经天”,大家一目了然,不改不行。请看制度的功用有多么大?从而我们可以获得一项结论,要想每一个人都自动认错,虽圣人也办不到,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使每一个人无法隐瞒过错,自然可以纠正死不认错之人类通病。所以要想中国得救,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
《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提要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及三十二篇杂文组成的“老昏病大展”结集,并收入二十篇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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