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越来越猛，这道一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尕娃只能紧紧抓住带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也爬不上来。
我和大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时尕娃放开了带子，在下面用力托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扯，一下就把她从裂缝中拉了上来。
等我想再把带子扔下去救尕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来，大地又合拢在了一起，尕娃被活活地挤在了中间。
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
三天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慰问：“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道路上再立新功啊。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
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还还……还……”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尕娃、指导员、二班长，这个“好”字憋在了胸口，始终是说不出来。
正如丘吉尔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的深处施工，由于环境太恶劣，使得工程进度超乎预想地缓慢，三年之中，有几十名指战员在工地上牺牲，然而我们建设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时候，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的战略部署重新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昆仑山里的工程被停了下来，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都又编回了野战军的战斗序列，隶属于兰州军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艰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十年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部队是一个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我在军营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念毛主席语录了，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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