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日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人为了保住李顺政权，曾经通过郭普夏给李来亨总结了一套从思想领域分化、瓦解士绅敌对势力的思路，即重新定义传统的儒家学说，并搬出了最近几十年内的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颜元等人的著作——这里插一句，上述诸人的著作，李顺政权读的人都少，读通、读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东岸人一一搜罗，并在本土首都专门请人研究——从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重点抨击了此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学思想。
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认为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破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人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破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情报总局的牵头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破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破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人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人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头，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人阶层。而这些商人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李贽、顾炎武等人启蒙思想的所谓“新儒生”，让他们想方设法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在舆论界发声，虽然目前看来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强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顺政权治下，他们不再是那种任人宰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带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这就足够了。
郭普夏的副官对顺国思想领域的社会变革也进行了重点描述，指出国家情报总局搞出的这通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李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李顺政权的接班人能够保证政策持续性的话（即接班人不要被传统士绅给同化），未来肯定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才是他们能够战胜表面上看起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清国的最主要依仗——当然也少不了东岸人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