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元，我从未如此幸运可以得到高斯将军的帮助。`”
高斯原是工兵将军，生于东普鲁士，他年纪比隆美尔小，工作起来不仅心细如而且能统领全局。在他临到非洲前，施特莱彻将军曾警告他说：“你能忍受隆美尔的时间不会太长。”但高斯的适应性过了任何人的估计，他同隆美尔相处得很好，他把隆美尔看作一个淘气的大孩子，从来不激怒他。他默默干着被隆美尔忽视的一切基础工作，填补对方身上过多的漏洞，制订既符合隆美尔性格，在战术和后勤上又行得通的一切方案。霍夫曼既然挑选隆美尔出任指挥官，就不能不把高斯搭配给他。
有关隆美尔的种种传闻其实不太离谱——他住进柏林的6军医院之后便被严密看管起来，别说没有霍夫曼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去探望他。就算有人想去探望多半也会被吓得够呛。因为多数时候隆美尔并不住在病房里，而是在医院地下停尸房旁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终年不见天日、阴森森透着邪气的地方——那里成了隆美尔的临时指挥部，他和高斯两人。再加几个知根知底、自愿跟随的校级军官组成了极为精炼的参谋班子，而在外面他们全部被贴上了叛国集团的标签。
这样的鬼地方约德尔将军只来过一次，第二次再也不敢来了，但隆美尔一直在里面呆了整整2个月，直到最后1个月，有关叛国集团的传闻与风声变得淡薄后。他才秘密率领指挥部赶到克里特岛上。
隆美尔要为自己的命运抗争！
这次叛国集团事件中最让他痛心的不是元对他的训斥和意见，也不是对施陶芬贝格这个老部下的看走眼，而是军官团中大人物对他的看法。身为6军元帅这样的高级军官，隆美尔自觉平时对其他老军官团也算是恭敬和客气，但叛国集团中所有被判决有罪的元帅和将军们都有人求情，甚至连路德维希-贝克这样的主谋分子都有人劝元放他一条生路，说他只是个糊涂蛋而已，永远成不了事。唯独他这个当年的元警卫队长、法国战役的装甲英雄，在非洲被骤然提拔成为元帅的高级军官没有一个大人物为他求情——仿佛他是罪有应得似的！
世态炎凉、人情冷热，身居高位时往往看不出来，只有在落难时才能知道谁是朋友，谁是君子。隆美尔志满意得的时候在政界、军界有很多朋友，但在他出事后只有高斯，这个以前和他搭档、后来因为患病回国休养的非洲军参谋长坚信他是冤枉的，一直为他东奔西走哭诉喊冤，甚至不惜面对其他军官团老派军人的冷嘲热讽而犯言直谏，事情一路闹到霍夫曼这里，后者早就在暗中观察高斯的动静，面对这种情况正中下怀，大笔一挥，将有“同党嫌疑”的高斯也送到了6军医院“监禁”起来——这下就更没有人敢为隆美尔喊冤了，哪怕加兰德这样的直性子，也只敢来看望隆美尔一次而不敢多说些什么。
霍夫曼本没有惩治隆美尔的意思，但后者身上的毛病实在不少，需要好好借这次事件压一压。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的性格很像，脾气耿直、人缘很差，但古德里安与他相比有一点好，不会吹牛说大话，隆美尔却常常因为这一点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栽跟斗。固执、不听人劝、屡屡冒险固然成就了沙漠之狐的赫赫威名，但造成隆美尔失败的也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些因子。霍夫曼清楚地知道，隆美尔与负责北非事务的凯塞林元帅关系很不融洽，特别是隆美尔仗着有希特勒的宠爱和撑腰，经常背着凯塞林自搞一套，后果往往十分严重，然后一旦出了问题就是相互推诿与扯皮，这样的无厘头官司经常闹到柏林，大多数时候凯塞林元帅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在隆美尔的胡搅蛮缠之下，希特勒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了事——霍夫曼可不想犯这种无原则迁就的错误。
除隆美尔自己的毛病，他的夫人也很有问题，简直是妇人干政的典型，甚至比经常指手画脚的戈培尔夫人还令人讨厌。在历史上，在驻守大西洋壁垒并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官时，隆美尔太太露西同高斯太太生了激烈的口角，就为这点事，她一直向隆美尔吹枕头风，使后者撤掉了高斯参谋长的职务，离开了高斯的统筹与协调，隆美尔什么事也干不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因为老婆的几句话被隆美尔赶走了，然后参谋长换成了德奸汉斯-斯派达尔——就是这个人以迟疑、观望、动摇、拒不增援的行为最终葬送反击诺曼底登6的希望，并用这样的投名状在战后成了西德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在这个时空里，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作为密谋集团的一员，虽然有龙德施泰德和凯特尔为他求情，霍夫曼依然毫不犹豫地送他上了绞刑架。
隆美尔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参与了72o事件尚无确凿证据与定论，但霍夫曼从自己的立场出认为，类似隆美尔这样性格有缺陷、耳朵根子特别软的人，面对自己信任和推崇的部下（施陶芬贝格）的劝说，再加上对战局悲观失望与内心积压着的不满，他在这件事上绝对是知情的——谋害领袖这种事，别说参与或表示赞同，哪怕明确表示反对却知情不报依然都是重罪，因此希特勒赐他一个“自杀”严格说起来不算是过分。这次“叛国集团”事件暴露得更早一点，隆美尔估计是真被冤枉的，但霍夫曼依然用整件事情给了隆美尔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而且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计划保密。
现在，隆美尔的命运得到了挽救，而且还与高斯有了患难与共的交情，对她的太太露西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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