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微弱的平衡是对粮食实行极度严格的配给制下实现的，每个东俄公民按照级别发给粮票，实行口粮定额配给普通成年男性公民每个月15公斤，女性14公斤，少年儿童9公斤（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可以破例给18公斤），干部身份加2公斤/月，一线重体力工人可达20公斤/月以上，如对体力要求最高的煤炭采掘工人可以配给30公斤/月，军队口粮单独计算。
根据这种严格的配给，基本上绝大多数人群每日可维持2600大卡热量+80克蛋白质成分，这是个让人勉强饿不死的临界点比德国托特组织提供给犹太劳工的粮食配额还低，军队大部分可保证摄入34003500大卡，最艰苦的基层和重点部门（例如科研单元）一线可保证4000大卡以上。
中央高级干部中，斯大林同志率先垂范，抛弃了很多以前的奢侈产品享受如鱼子酱，现在能搞到的鱼子酱全拿去上海或莫斯科出口（西莫斯科是另外一个黑市聚集地），那个标志性烟斗中的烟草也换成了蹩脚的廉价货。在他带头下，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也竭力压缩自身消耗，甚至大部分人民委员连车也不坐，改用自行车上下班这种时候，哪怕作秀也得咬牙顶着，必须让普通民众看到高层与基层同甘共苦，否则政权和党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至于浪费粮食已成为东俄第一宗大罪，用粮食酿酒更不被允许动不动就上升到“破坏国民经济”、“**、反社会主义”的高度而遭到处理。除粮食外，其他生活物资也实行全面军事化配给管理。烟有烟票，酒有酒票，衣服用布票，还有糖票、肉票、油票（食用油）、肥皂票等等，清一色的标准等级制配给体系，严密而精确，内务部经常会对发放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在全面配给制管理体系下，高级干部以下（军队师级、行政厅司级）基本都拿不到酒票，即便像布琼尼这么酷爱喝酒的老革命，现在也只能用一些果酒来过过瘾，心爱的伏特加一个月只配给一瓶还是带有编号的特供产品，等闲之辈根本捞不到。额外好几瓶还是因为他去蒙古“征粮”有功，斯大林同志或莫洛托夫同志将发给自己的配额转送给他的缘故也不额外多发票。
不过布琼尼有一点好，虽然“征粮”时权力极大，但一心为公，除偷偷摸摸过点酒瘾外，从未想着往私人腰包里揣什么，用他的话说，“党的便宜有什么好占的？党在一天就不会亏待我布琼尼什么，没有党，我布琼尼啥也不是，自从当年打家劫舍时拿了党的物资和党证，我一辈子都欠党的”
这种粗鲁的赤胆忠心很受斯大林同志喜欢，虽然布琼尼稀里糊涂打了不少败仗，但从来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大元帅中幸存至今的两个之一（还有一个是伏罗希洛夫），倒是水平更好、打仗能力更强的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都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德国/日本特务、资产阶级代理人”而被打倒，现在连墓地也找不到假设有墓地的话，估计树都有十米高了
这个冬天里为弄酒精死了不少人有人偷喝医用酒精，有人偷喝带酒精味的防冻液、洗涤液，总而言之什么像酒就喝什么。发展到最后逼得后勤机关只能往里面兑甲醇稍微多喝点就是死！
当然也有人受不了这种严格的配给制而逃亡，少量向日控区逃亡，绝大多数向西俄控制区逃亡，但在密如蛛网的监控体系下，大部分逃亡最终变成亡而没有逃。
为纪念这段特殊的困难时期，颇有幽默感的东俄人民编了很多段子，最著名的一句是“那可真是个好时候，全国上下没一个醉鬼假如布琼尼同志清醒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