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两面铜镜所拥有的特点，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出现过，别的时代都没有类似的东西。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细腻精美的楼空花纹铜镜。这种铜镜是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夹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对宫内收藏的古镜正面多进行了处理，以达到重新鉴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镜面就采用了复合的方法，重新铸一镜面，研磨好后，再粘附在古镜正面。当然这种复合镜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合镜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也就是说，这两面铜镜，竟然都是一种消弭在历史之中的铜镜，属于稀世罕见的东西。
青铜镜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工艺品，由青铜所制的器物。据史料记载，自商周时代起，古人就用青铜磨光做镜子，光亮可照人，背面雕有精美纹饰。到战国时已很流行，汉、唐时更加精美。
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
晋朝画家顾恺之在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对使用铜镜有着细致的描绘：画左边坐着一个男子，对着一座镜台，后面一位妇人拿着梳子替他梳头。右边还有一个男子，正在微仰着头，对着另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其面目。画中镜台为落地式，支杆插入镜钮中，镜台中部尚有托盘。人物身旁放置有镜奁等物。
张天元手中这两面铜镜虽然小是小了一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更重要的是，它们竟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已经绝迹的特殊的铜镜，光是这一点，价值立马就攀升上来了。
再加上铜镜这种东西，在古代是既是实用的东西，又是艺术品。
到了现代，也绝对是艺术结晶了。
铜镜上的纹饰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线雕、平雕、浮雕、圆雕、透空雕，都显得非常细腻生动。
纹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从几何纹饰到禽鸟花卉，从神话传说到写实图案，天上人间，人神杂陈，动物植物，交织并列，构思巧妙，包罗万象。
早年绍兴出土、现藏上浦博物馆的汉代“伍子胥画像镜”，就是一件绝好的作品，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配置图案。第一组有铸铭“越王”、“范蠡”，二人席地而坐，相对交谈，表现范蠢在出谋划策，让越王勾践使美人计；第二组为着长裙的二女，有铸铭“玉女二人”，表现越王以玉女二人贿赂吴太宰伯嚭（音pi）；第三组铸铭“吴王”，吴王坐在幔帐中，左手微举，表现吴王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第四组一人须眉怒竖，瞪目咬牙，手持长剑置于颈下，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伍子胥被逼自刎。
整个图纹采用浮雕手法，形态生动，惟妙惟肖，概括性极强。
早在商代，工匠们为了增强青铜器的装饰效果，就已经掌握了嵌赤铜工艺。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细加工中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等技术更为精湛，用红铜、金、银的丝或片以及松石，嵌入器物内，镶嵌成不同的纹饰和图案。现已出土了许多这样的铜镜。
锦川省涪陵出土的“嵌松石透纹方镜”，镜背为四夔形，葬身有鳞纹及细致的短线条，夔纹之间填人绿松石。洛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错虺龙纹镜”，在钮座与边缘之间有六个虺龙缠绕，龙体有“金银错”花纹。边缘为一交叉涡纹带。嵌入的金银丝细如毛发，工艺极为精密，可谓巧夺天工。
它既是优美的工艺佳作，又用艺术纹饰表达了祈福的含义。
总之，古代铸镜工匠，在长期的生产中，不断积累铸造铜镜的经验，使技艺达到了娴熟的水平。他们用智慧和创造才能，创造出的许许多多精美绝伦的铜镜，使今天的人们在欣赏和研究这些精湛的艺术品时，不能不为古代的灿烂铜镜文化而赞叹。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收藏青铜镜，张天元的兴趣可是十分浓厚的。
此时的张天元，手上戴着一双白色的防尘手套，轻轻抚摸着青铜镜，地气自手中慢慢渗出，在青铜镜内游走，而与此同时，鉴字诀也开启了，虽然之前已经通过自己的知识判断出了这两面铜镜的年代以及真伪，但鉴字诀还是要用来确认一下的，毕竟这年头造假者的技术太好，张天元也怕自己看走眼了。
片刻之后，他已经确认了则两面铜镜绝对是真品无疑了，而且通过鉴字诀，他也发现在那些铜锈之下精美的镂空雕刻突然，放到今日，怕是都无法做出如此精美的东西。
如今这东西尽管实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可是艺术价值却比过去更加让人重视。(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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