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妻子开始每天查陈重的手机，只要发现有不认识的号码，就会大吵大闹，逼问是不是孙静，吓得陈重每天回家以前都要先检查一遍自己的手机，删除自己的通话记录。
前几天，她给陈重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和孙静彻底断绝来往，要么就和自己分手。这让陈重痛苦至极，他舍不得离开妻子，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儿子。每天都在矛盾、内疚中度日，对不起儿子，又有负于妻子。
最后，陈重苦笑着说：“我现在就像是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往前走，不能倒退，没有退路了。在棋盘上，我是运筹帷幄的好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们之间甚至连正常的沟通都变得困难，她对我说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我真的输得很惨……”
二、妻子的猜忌令我惶惶不可终日
易军（男，30岁，行政人员）
1994年夏天，刚刚出大学校门的我，在同窗好友胡莹的生日宴会上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周若帆。她很漂亮，虽然结过婚，但是在一帮女人中间仍然显得鹤立鸡群。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果然，没过多久，在胡莹的撮合下，我和周若帆恋爱了。
在熟识的人眼里，我和周若帆是天设地造的一对。郎才女貌这个词汇用在我们身上真是最恰当不过了。周若帆的美好在我的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我那颗对爱情已经麻木的心复苏了。我们逛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吃尽了山珍海味。在人们的羡慕中，我们迅速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以为我们的婚姻会很幸福，我会是一个好老公，而她会是好妻子。
新婚蜜月我们去了一趟澳洲。回国后的那天晚上，胡莹召集几个儿时朋友和初中同学为我们接风洗尘。在酒桌上，我们都觉得很尽兴，借着酒劲，有两个女同学和她开了几句玩笑：“若帆嫂子，从初中到大学我追易军老兄追了整整八年也没有把他拿下，抗战也不过八年呀。你可是真有两下子，没怎么着就把我们多少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搞定了，教我们两招吧，你是怎么把他这样的钻石王老五骗到手的？哈哈……”
“若帆嫂子，嫁给我们易军大哥可是你的福气啊。唉！伤心。”周若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把酒杯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大声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原本热闹的场面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尴尬地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我坐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拽了拽周若帆：“你看你，不喝正好，一喝就多。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她使劲儿甩开我的手，骂了我一句不要脸，甩手就要走出去，被几个同学给拦住了。我坐在那，强忍着没有发火。
为了缓和气氛，两个女同学说起我上学时的一些趣事，胡莹在一旁随声附和。不知道哪句话又惹恼了周若帆，她随手就抄起桌子上的酒杯，嗖地冲胡莹扔了过去，同时破口大骂：“你就是一个狐狸精！少给我来这一套，什么好玩意儿呀，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谁稀罕谁拿去用。何必在这里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呢。”说完，她斜着通红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摇摇晃晃地走了。
周若帆婚前婚后判若两人。她不再像从前一样爱说爱笑，总是无中生有地挑剔我，不是说卫生间没有擦干净，就是说我烧的饭菜不可口。起初，我对她的无事生非很反感，就和她争辩两句，结果我们每一次都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动了手。
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周若帆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突然，她说:“你一直不舍得扔了那个破工作到我们公司来，是不是不舍得哪个野女人呀？”说着，她扳起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数起我单位女同事的名字来。我没好气地说：“你别找碴儿，我不想和你吵架。”
她一脚把毫无防备的我从沙发上踹到地上，一下子跨到我身上，挥舞着拳头打我，歇斯底里地喊叫：“你看着我的眼睛，说！是哪个野女人让你这么放不下？你说！你到底说不说？”结果，我第一次打了她。
她不再像往常一样叫我接送她上下班，我对此并不在意。一天，因为办公楼内停水，我到办公楼外不远处上公厕。途中，我遇到了胡莹。她问我市委党校办研究生班我参不参加。这次我遇到胡莹，距离她上次请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为我和周若帆的介绍人，胡莹总觉得自己对不住我这个童年好友，她说，周若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她宽容，还特别懂得关心体贴别人，不知道她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正在这时，周若帆的车从我对面的胡同疾驰而来，在距离我们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急刹车停住。胡莹笑着迎上前去。周若帆摇落车窗探出头，恶狠狠地盯着胡莹，咬牙切齿地骂道：“不要脸的狗男女，都搞到大街上来了，这回终于让我抓着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骂完，她吐了一口唾沫开车走了。我和胡莹气得浑身发抖。
周若帆明明知道，我家和胡莹家是世交，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虽然两家老人曾经试图亲上加亲。可二十多年来，无论是我还是胡莹，一直视对方为兄妹，谁也没有在这份纯洁的友谊中搀一杂念。胡莹之所以把周若帆介绍给我认识，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了解这个和她相识近十年的好朋友，她觉得周若帆一定会带给我幸福。这些话，在刚刚认识周若帆的时候就对她说过。对于我和胡莹的友谊，周若帆一直不置可否……
那天下班回家，我被屋里一片狼藉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客厅中央的地上扔满了我的衣物。周若帆拿着一把剪刀坐在几件剪得七零八碎的衣服上，一边骂一边使劲儿地剪那件白色的婚纱。我大叫一声扑过去，拽住婚纱的一角，试图把它抢过来。周若帆怒目圆睁，拽住我的领带，死死地扼住我的脖子：“你还知道有个家？有种你找那个野女人去呀，还回来干什么？滚！”我喘不上气来，拼命地打了她一耳光。我们扭打在一起，最后，我才发现，剪刀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大腿。鲜红的血流下来，染红了洁白的婚纱。那一刻，我想我快死了。
我的大腿缝了七针。父母闻讯赶过来看我，看到我脸色苍白无力地躺在床上的样子，母亲心疼地哭了。我的心麻木了，大脑也麻木了，就那么呆呆地躺着。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踏进单位的大门。周若帆对我的态度又像从前一样了。每天，她回到家里，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在睡觉，就显得非常高兴。家里渐渐地有了些久违的笑声。不久，她怀孕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不让她再做一家务，还雇了一个安徽小保姆来伺候她的饮食起居。我为自己曾经产生过后悔和周若帆结婚的念头而感到羞愧。
孩子出生以后，我有一个大客户酷爱打高尔夫，为了生意，我也去练习。为了避免再发生以前的不快，我特意找了一个男教练指导我的训练。一天，在去训练中心的途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周若帆在盯我的梢。她戴着墨镜，开着我们家那辆崭新的桑塔纳，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我和她为了这件事吵得天翻地覆，我让她说清楚不信任我的理由，她说：“男人天生就是贱货，要时时处处提防着儿，免得最后闹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我哑口无言，真想狠狠地打她一顿。可是，最终还是忍下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她找了一个理由辞退了我们家的那个小保姆，让她母亲来家里带孩子。我觉得这样也好，省得她整天疑神疑鬼地怀疑我，跟踪我，最后闹得两个人都身心疲惫，不得安宁。我答应了。起初她像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除了偶尔打电话询问一下我在干什么之外，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渐渐地，每天中午和下午她都会不定时地回家，里里外外地巡视一圈。家里摆设的东西位置挪动一她都很敏感。
一次，我没有把她的化妆品放好，而是随手放到了电视柜上。没多久她就回来了，屋里屋外巡视了一遍以后，她的目光落到了电视柜上的化妆品上。她问我: “谁来了？”听到这句话我有些莫名其妙，满脸疑惑地说：“谁也没来呀，怎么了？”她没说话，屋里屋外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她进了卫生间，在里面“哗啦哗啦”忙了半天也没出来。我抱着孩子走过去看她在干什么，只见她戴着橡皮手套蹲在坐便旁边，捡起纸篓里已经用过的手纸，一张一张地打开看一看。原来她是在怀疑我领女人回家……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感觉有些恶心，想吐。
我总以为，只要自己没做亏心事，一切由她去吧，时间长了，她就会信任我。没想到我越是忍让，迁就，她就越是认为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变本加厉地折磨我。我洗完内裤挂在阳台上，她就认为我一定是和别人刚发生关系，非严加审问。后来发展到卫生间的一卷手纸用多长时间她都了如指掌。为了不引发事端，我不得不跟在亲朋好友的身后，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你用手纸时节省儿，不是买不起一卷纸，是免得她回来找碴儿吵架。”说这话时，我常常觉得无地自容，幸好亲朋好友理解我，并不计较。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中途返回家中了，我以为她相信我了，喜不自禁，特意从饭店要了两个菜，准备庆祝一番。又把家里大清扫了一番，没想到擦沙发时，我无意中在沙发厚厚的扶手夹缝中，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看，竟是一个微型的录音机。录音带已经录了一大半，我把磁带倒过去放了一遍，我在家里接电话、哄孩子、哼歌和孩子哭闹的声音……我倒在那里，心脏狂跳。我把从饭店要的菜一股脑倒进了垃圾堆，一种报复的念头在我心底悄然而生。我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阳台(不影响孩子睡觉)，对准录音机痛痛快快地敲击了很久很久……
我不知道周若帆听到录音机里那刺耳的锅碗瓢盆敲击声会不会吓一跳，也不知道她会作何感想，但是我体验到了那种报复后的快感。很舒服。
第二天，录音机转移了地方，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我和周若帆开始玩游戏，游戏的内容是：她每天绞尽脑汁地找地方藏录音机；我等她上班，翻箱倒柜地把它找出来。我的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得有些神经兮兮。
我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失眠、健忘等病症折磨得我日渐憔悴。有一次，弟弟不无感慨地说：“大哥，我每次到你家来，都会有一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感觉。我看你有必要进修一下反间谍的必修课来对付我嫂子。解放前，地下党对付敌人也不过如此吧？”他问我：“难道你真的甘愿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一辈子吗？”
有谁想过这种日子呢？尽管周若帆对我如此不信任，我对她还是有感情的。我想胡莹说得对，若帆之所以变得如此不可理喻，都是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所导致的。可是，她会有所改变吗？等她转变成像从前一样的日子还要等多久？
要知道，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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