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出发穿过洛杉矾边缘的工业区和郊区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长滩了，它
处的位置似乎不属于加利弗尼亚了。这里的郊区带长廊的平房沿着不规则的海岸线
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觉和乡村气息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亚利桑那。几年
来，长滩以用“依阿华州的野餐”来款待客人而闻名，它已经吸引了中西部约15万
急于享受这种“野餐”的人们。为了吸引旅游者，提高税收，县里允许石油公司在
离岸只有几码远的人工岛上沉井，并把钻探工具藏在伪装成公寓的大楼中。企业家
们也把废弃的“玛丽女王”号班船锚泊在此作为一个漂流协会中心，并装配上了霍
华德·休斯的巨大的、不能再飞了的“云杉鹅”飞船。
斯皮尔伯格公正地看待长滩这华而不实的环境就像看待大学教育。他承认如果
应征的事早儿结束的话，他大概根本不会去上大学。事实也是这样，他在长滩的
3年里几乎没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个波浪。因为这所大学里没有电影课程，所以这个
曾在英语课上把小说《红字》变成动画效果的漫画册的人开始主攻英语。他还经常
到咖啡屋去工作以挣些零花钱，并制作教学片。如果他能把一个星期的全部课程挤
进两天时间完成，他就可以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洛杉矾了。
使斯皮尔伯格获得电影方面知识的机会就是到好莱坞的奴阿特和瓦格邦得这类
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换的影片。他说：“一切非美国的内容都能给我印象。
有段时间我每天看的都是英格莫尔·伯格曼的影片，我看了所有伯格曼的电影，因
为在那段时间那个剧院放的都是他的电影，第二个星期你就得看班纽的电影了。”
斯皮尔伯格紧接着说：“他的片子我看的不太多。”班纽影片糟糕的技术、古怪的
情节以及严肃的天主教风格使他感到困惑，他宁愿去看杰奎斯·太迪没有任何对白
的片子。
斯皮尔伯格攒够钱后，租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并拍了一部片子。在长滩几年
的时间，他共拍了5部片子，在其中几个片子中，他对抽象的东西进行了一些尝试。
我拍了一个关于梦是如何分离的片于。我还拍了一个关于当雨水打在地上的尘土上
时会出现什么情景的片子。”另外一部是“描写一个正被人追杀的男人，逃跑如此
令他精神愉快，以至他甚至忘了是谁在追他了。”经常拍摄这种短片可以使他的拍
摄技术不至于荒疏；但这些片予都缺少情趣，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把一般事
件拍成特殊事件的名义上的导演。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好故事，而拍这种好故事资金
是必不可少的。
斯皮尔伯格与环球公司的联系对他的事业来说的确是一条最有希望的路。他把
所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制片上了。瓦萨尔曼为了多挣些钱把办公室部分空房间租给
了独立制片人。斯皮尔伯格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听说这些能出租的空房间都在遥
远的角落里或在用煤渣砖砌成的两层楼上，这些像制片厂四周的蘑菇一样挤在一起
的房子多数都是以前的仓库。环球公司有几个人见到斯皮尔伯格很高兴。他们所有
的人都给了他忠告，却没有人能给他一份工作。
瓦萨尔曼经营了几年能给他带来利润的观光旅游后，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方法。
他投资了400万美元把“环球城观光团”改成了一个公司企业。他修建了休息室和可
供出租的演出场地，并设计了几辆特制橡胶胎拖车。1964年7月4日，“观光团”正
式成立，导游由学生们担任。他们中间最早的一位导游是来自思西奴的年轻人麦克
·奥威兹，他穿着一双拖鞋，脸上接着猫一样的撇笑。30年后，他被提拔为环球公
司的经营者。
假如斯皮尔伯格能早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一种优势就好了，这种优势能给他一
条进入好莱坞的捷径。作为犹太人就意味着他的身上天生带有60年代好莱坞的文化
色彩和个性色彩。如果他出身于商业家庭，他早该找到工作了，而他却只能在环球
公司的大门外默默徘徊，寻找关系，寻找担保人，寻找资助人。
乔克·西尔弗(斯皮尔伯格认为他是剪接部的经理，但西德尼·辛伯格记得他是
电影厂的图书馆长)在走廊里看见斯皮尔伯格，问他是谁，作为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他
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在这里除了学生导游，40岁以下的人就都是演员了，他显然
不属于任何一类。被斯皮尔伯格的解释说晕了的西尔弗给斯皮尔伯格写了一个通行
证明，并设法把他介绍给了几位行政官员，但当斯皮尔伯格拿着他用8毫米的小机器
拍的作品来的时候，开始同意见他的几位官员们又都反悔了。他们正在从墙上取下
那些曾被他们随便筛选的人的毕业证书，以便为其他什么人腾出地方来。斯皮尔伯
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与加利弗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们竞争。这会儿斯皮尔伯格真
感谢欧文叔叔在华纳兄弟公司开了那家摄影机商店，使他能够以用35毫米机器拍出
符合专业水平的作品来弦耀。
斯皮尔伯格现在胆子大了，他很想到拍摄现场去观看导演们工作。但他却先后
被人从希区科克《被撕坏的窗帘》(Torn Curtain)和弗朗克林·纱夫纳《战争君主》
(The War Lord)的拍摄现场给轰了出来，当公司负责人兼音乐合成罗尼·皮尔斯给
《被撕坏的窗帘》或一些较次的片于像多丽斯·戴和洛克·赫德森的喜剧《名花有
主》(Send Me No Flower)配音时才让斯皮尔伯格坐进场里去，这事让斯皮尔伯格产
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电视导演不像希区科克那样喜欢挑剔观看者。斯皮尔伯格1964年闯入罗伯特·
艾丽斯·米勒的拍摄现场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正在与约翰·卡沙维兹一起导演
《鲍伯·胡波介绍克莱斯勒影剧院》(Bob Hope Pressents the Chrysler Theater)
电视剧中的一集。卡沙维兹注意到了这个脸上长着血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儿，他
向斯皮尔伯格做了自我介绍。在他们聊天时他问斯皮尔伯格：“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导演。”
卡涉维兹想了想，“OK！”他说，“我每拍完一段，你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
做错了。”
当米勒再次喊“停！”时演员们都走向斯皮尔伯格，“你认为怎么样？我怎样
能改进些？我演的有什么不对吗？”
斯皮尔伯格含溯其辞。“哎，卡沙维兹先生，这太让人难为情了。别当着这么
多人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边上谈谈呢？”
但卡沙维兹坚持这样做，他大概很想在那位代表环球公司水平的小天才米勒的
屁股底下火。无论如何斯皮尔伯格上了宝贵的一课。正像弗朗克斯·特拉福特
说的，“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如果你来到拍摄现场，你就该知道如
何对付所发生的一切，几年以后，当斯皮尔伯格自己干起这行以后，他成了一个技
术全面的制片专家。没有什么人能提出任何一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
有关斯皮尔伯格1966年到1969年这几年的资料是最少的。他自己认为这些资料
应该还在。我们没有找到谈话中他所提到的有关那几年的任何资料。那些无疑让他
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也只能用一句话一带而过。这段说不清的日子反映
出他对好莱坞不抱什么希望，也反映出他对自己不能在21岁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的
失望。
斯皮尔伯格在长滩交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卡尔·高特雷伯，他曾打算与别人一
起合写剧本《大白鲨》；另一个是托尼·比尔，年轻的专业演员，他曾在科波拉的
影片《现在你是大人物》(Youarea Big Boy Now)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也曾因表演
喜剧而小有名气，他的愿望就是参与制片。他与斯皮尔伯格是从一部名为《滑流》
(Slip Stream)的片子开始合作的，这是一部天文方面的片子，可它却永远没能完成。
还有摄影师塞芝·黑格纳，他是被一位名叫艾伦·达威奥的年轻人介绍来的。艾伦
·达威奥也是一个能讲述许多有关斯皮尔伯格经历的人。当约翰·卡沙维兹执导他
的《面貌》(Faces)时，他曾给过斯皮尔伯格几个星期的跑腿儿工作。
混进环球公司的大门后，要进南加利弗尼亚大学就容易了，即便不是在校学生，
也可以时常去看个晚场电影或四处逛逛什么的。在一次南加利弗尼亚大学毕业生电
影回顾展上，斯皮尔伯格结识了很多从事电影方面工作的学生，然而不包括乔治·
卢卡斯。卢卡斯背地里很怕被人看做不善交际和幼稚可笑的人，他几乎不怎么跟人
说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制作片子。
斯皮尔伯格的第一拨朋友中有海尔·巴吾德和他的写作合伙人马修·罗宾斯，
他们都毕业于洛杉矾加利弗尼亚大学。他们计划一边当斯皮尔伯格的编剧辅导，一
边创作剧本《横冲直撞大逃亡》(The Sugailand Express)。直到80年代初期，斯皮
尔伯格的片子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斯皮尔伯格认识了后来导
过《油脂》(Grease)和《青青瑚瑚岛》(The B露e Lagoon)的导演兰道尔·克雷塞尔；
《优良素质》(The Right Stuff)的灯光师和《逃跑的艺术家》(The Escape Artist)
的导演卡莱伯·戴沙尼尔；《朱丽娅和现代启示录》(Julia and Apocalypse Now)
的编剧沃尔特·默切；《夺宝奇兵》和卢卡斯其他许多影片的指定制片人霍华得·
卡赞基恩；《万圣节前夜》(Halloween)和《雾》《The Fog》的导演约翰·卡波恩
特；《野人科南》(Canan the Barbarian)和《非凡星期四》(Big Wodnesday)的曲
作者巴塞尔·波里多里斯以及《骗中骗》(The Stiny)和《罐头厂街》(Cannery Row)
的导演大卫·S·伍得。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和约翰·米留斯成了好朋友。马斯威是一个
留着胡子的易怒的好战分子，也是一个冲浪爱好者和检迷，当他当上导演时，米留
斯主动要求让自己成为这项交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自愿充当制片厂给马斯威配
的一个特殊灭火器。自称是好莱坞美国传奇人物专家的米留斯，是这所学校的叛逆，
同时又是这个圈子不可缺少的人物。当学校因为他打了教授要将他开除时，许多人
都罢课直到他被允许复学。米留斯和罗宾期就像斯皮尔伯格的两位兄长：斯皮尔伯
格有急事时，他们会出现；需要帮助时，他们靠得住；当他说话太直不够策略时，
他们给他哀告。自从斯皮尔伯格的父母关系破裂后，他一直在默默地重建着他所失
去的理想的家。
1967年夏，斯皮尔伯格决定掌握法律武器。到这时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已很
有名气，因此他索性表现出就是在这儿工作的样子。那个每天都跟他打招呼的门卫
斯克蒂后来缀他开玩笑时承认，他一直把斯皮尔伯格当成了鲁·瓦萨尔曼的儿子。
独立制片人的行踪始终来去匆匆。制片厂的后面那拥挤的公寓里有几间办公室被腾
了出来。斯皮尔伯格找了一间空屋子。
他向电话交换总台的女人们做了自我介绍，并把自己在分机号告诉了她们。他
从摄影器材商店买回几个常用于小型家庭影院门外的塑料字母。他将自己的名字写
在环球公司的主要名录中，内容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制片方面表现出色。
斯皮尔伯格并不清楚自己将要在环球公司徘徊多长时间；也许两年，也许6个月，
或许只用3个月。在某个时间他17岁，而在另一个时间他就21岁了。这段不清楚的日
子反映出他不再对好莱坞抱有希望，也反映出他对自己在21岁前不能实现当导演的
目标失望，就在他似乎不可能在21岁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日趋明确的时候，梦想反
而实现了。
大概就从这时候起，人们普遍开始认为斯皮尔伯格出生于1946年而不是1947年。
毫无疑问，这种错觉和这错觉的持续与斯皮尔伯格本人有关。他以前和现在所持的
驾照都写着1947年出生，就像他投票时登记的一样。1981年《洛杉矾时报》的一位
记者注意到了这个矛盾，他不断地想方设法想从斯皮尔伯格的广告员那里得到证实，
但他没有成功。1983年1月，斯皮尔伯格过了那个尽人皆知的40岁生日后不久，《纽
约时报》和许多其他报纸纷纷发表了关于“斯皮尔伯格40岁”的文章。斯皮尔伯格
和阿姆伯林公司没有做任何想纠正此事的表示。1985年，斯皮尔伯格的公开发言人
马文·莱威面对大众的疑惑最后告诉《洛杉矾时报》的记者说：“我肯定这事有答
案。也许他不在乎人们如何议论他的年龄。他只在乎一件事：拍电影。”这个结论
是不容回避的。斯皮尔伯格之所以把他的生日延后，是为了保留这种概念：他是在
21岁以前拍了他第一部电影的。
说到在环球公司的无聊，斯皮尔伯格承认道：“我从没做过任何生意，但我打
了很多电话(为了让人到时叫醒他)，我学会了如何玩游戏。我讨厌聚聚散散这种事，
我又回到长滩的大学去了，并拍了个短片叫‘阿姆伯林’(Amblin)。”
顺着拍短片这条线来找工作是60年代的传统作法。有些电影院始终抱着“全力
支持各类节目”的态度，何况有一大堆节日都渴望着好而新的作品。乔治·卢卡斯
曾拍过《电影人》(Filmmaker)，这是一部描述弗朗西斯·科波拉拍《雨人》(The
Rain People)的30分钟的纪录片。诺埃尔·布莱克也曾拍过一个他自己的短片《滑
板约会》(Skater Dater)，说的是旧金山一个滑滑板的少年的浪漫故事。
斯皮尔伯格现在对好莱坞已有足够的了解，他意识到只有用35毫米摄影机拍的
片子才能得到认可。他说，幸运的是，“我认识了一个像我一样对拍电影充满热情
的人。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叫丹尼斯·霍夫曼。他有一个(特技)光学
仪器公司。他看了我拍的几个8毫米和16毫米的胶片后说，他要给我10万美金去拍短
片。这对我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然而他想占有全部名誉，那意思是这些短
片的片头必须这样说；丹尼斯·霍夫曼的《阿姆伯林》。我说：‘好！’我拿这钱
用35毫米的机器拍了这个短片。它的银幕宽度比例是1。85：1，这是所有专门电影
院所要求的银幕宽度。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值得记念的时刻！”
后来霍夫曼为了他这项商业性实验开了一个名叫“设计师多那兹”的分店。他
向包括斯皮尔伯格在内的被投资者们声言：他们1968年的合同不仅涉及拍摄《阿姆
伯林》的事宜，还包括一部正片，这部片子将在《阿姆伯林》之后10年内根据霍夫
曼的意图拍摄。
《阿姆伯林》讲的是一对相遇在莫哈韦沙漠并一起搭车去加利弗尼亚海边的年
轻恋人的故事，它只有24分钟长，由非专业演员帕米拉·麦克梅尔和理查德·列文
扮演这对情侣。艾伦·达威奥担任摄影。由于长期从事拍摄纪录片，艾伦很高兴用
35毫米的摄影机工作。这部影片风景如画，汽车额面夺目，那对几乎没有什么对自
的漂亮迷人的情侣令人陶醉。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和分享大麻的情节赋予这片子一
种现代感觉。斯皮尔伯格对《阿姆伯林》的金钱价值不抱什么幻想，它惟一的作用
就是：集合他和达威奥的电影拍摄技术和能力赶上好莱坞的电影水平。他称这部片
子是一则‘百事可乐广告’，并开玩笑说它就像是一根包装漂亮但华而不实的浮木。
让霍夫曼感到高兴的是，1969年《阿姆伯林》参加了第二届亚特兰大电影节，
并获了奖。做过一次制片人，霍夫曼自信心大增。斯皮尔伯格记得霍夫曼把“一个
过分炫耀的首映式扔给了洛杉矾所有的高级官员，他邀请他们所有人到场，但没有
人来。”幸运的是，公司里几个“级别较低的官员”来看了这个电影。乔克·西尔
弗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还复制了一盘带子带回环球公司，给行政长官西德尼·乔·
辛伯格看了。
辛伯格是洛杉矾加州大学的一个法律教员，1959年阿尔伯特。道斯金德用他当
助手。辛伯格的老丈人是MCA公司几位行政长官中的商业经理。辛伯格外表体面，待
人谦虚，办事小心谨慎，还有一个永远也不会丢的习惯：称呼每个人，甚至他的下
属“先生”。他很快就给环球公司的决策者和专门负责电视项目分配的詹尼克斯·
兰格以深刻印象，他们委派他长期负责制片计划，同时负责发现新的天才。
辛伯格记得，一天当他正在电影厂的一个放映室中观看一部试映片时，乔克·
西尔弗拉他去长谈了一晚上。“他说，有一个整天在这里闲逛的男孩儿拍了一个短
片。”辛伯格说，“因此我看了这个片子，我认为它棒极了。我喜欢他逃选的演员，
以及人物那种风格和这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成熟与热情。我告诉乔克说去找这个人
来见我。”
于是斯皮尔伯格这个在拍摄场上空闪烁的月亮终于被发现了。他感到紧张，他
来到辛伯格黑塔楼上的办公室。
“西德尼非常厉害，他说：‘先生，我喜欢你的电影，你怎么会拍得这么专业
呢？你签个合同，开始拍电视剧，电视剧拍好后，假如你搞了几部像样的片子，和
几部像你这次在拍摄场里拍的作品差不多的片子，你就可以去拍正片电影了。’这
虽然不太容易，但听起来可太好了。”
斯皮尔伯格犹豫地说：“可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呢！”
“你是想上大学还是想当导演？”辛伯格问。
斯皮尔伯格的正规教育就从那一刻起结束了。“我迅速地离开了学校，以至来
不及把冷冻室里的东西全部拿走。”斯皮尔伯格说。几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刻，
他还想起那些留在冰箱里已经拦了的鸡、沙拉、三明治。
在斯皮尔伯格签了合同几个星期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父亲永远不会原谅
我离开学校”。辛伯格非常明白这事将引起的反应。像李的父母一样，辛伯格的父
亲也曾经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迫害而移民它国。辛伯格和他那年轻抚媚的演员太太
劳瑞恩·加里彼此相亲相爱，两人对他们的两个男孩也是如此。
根据环球公司的意愿签的这份合同是一份标准的“自愿服务”7年约定。在这个
约定限制下，斯皮尔伯格把每一分钟都卖给了环球公司。这在商业上被叫做“死亡
条约”，只有疯子或有着疯狂野心的人才会鉴这种合同，而斯皮尔伯格正好两者都
是。斯皮尔伯格的《阿姆伯林》中的明星帕米拉·麦克梅尔也在环球公司的劝说下
签了这种合同。几乎是巧合，环球公司这时也向约翰·米留斯提供了这种“7年约定”，
他只是被作为作者来进行交易的，但他拒绝了。
当环球公司与斯皮尔伯格签约时他究竟多大？当他快要成为传奇人物时有资料
介绍说：斯皮尔伯格1971年公开且毫无愧色地告诉好莱坞记者说：“1969年的一天，
我21岁……。”另一份材料介绍他说，在他同辛伯格签那份合同时他告诉辛伯格：
“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您做为一种保证来答应我，李伯格先生，我想在21岁前导
演出些片子。这对我很重要。”辛伯格答应了。从斯皮尔伯格签合同这事来看，调
查他的年龄已没什么必要了。这件事已使他的生日真相大白。
现在有一件事基本上可以下定论了：为什么辛伯格明明知道斯皮尔伯格1969年
10月与他签合同时是22岁而装成21岁，却始终有意让公众保持这种错觉？这位较年
长的人从那时起就已经预感到了他们之间后来持续多年的亲密关系了。由于辛伯格
自己的孩子们没有表现出和他一样的商业才干，他开始把斯皮尔伯格看作他的干儿
子。有人甚至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长相都很像。
